企业的“惰性”：乐得花巨资购买现成技术
日本曾经的产业发展经验也说明了这一点。
白益民在《三井帝国在行动》一书中，重点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
回顾日本的历史，可以发现，真正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壮大起来的都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即对内抱团，对外竞争。
福田康夫在北京大学讲演时也曾提到，“我国被称为比社会主义还要社会主义的平等社会”。白益民说，因为在日本，一个夸张的说法是：只有产业细化，没有贫富分化。
以三井为例，在三井财团，扮演父亲角色的是三井银行（现三井住友银行）及其他一些金融公司，扮演母亲角色的是三井物产这样的综合商社。在两大机构下面，就是包括丰田、东芝、王子制纸和石川岛播磨在内的多个世界一流企业。
如今，三井有26家核心企业集团，其中多数都已进入世界500强的榜单。白益民指出，在这26家造出大量“零部件”的核心企业中，几乎“没有一次因为利益而争吵过”。
从经济规模和所有制形式来看，白益民说，日本这些企业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于中国的一些国企。
然而，国内这些似乎最有可能成为“关键零部件”即自主创新的主体，却也在产学研中至关重要的“产”环节中“走了样”。
以汽车行业为例，成立于1944年的韩国起亚，只比中国某大型汽车国企的起步时间早了12年。可如今，起亚自主研发了多款新车型。而这家国企和大众合作多年，每年还要交不菲的技术转让费，“利润的大头都让德国人拿走了”。
这家国企里一位不愿具名的高级工程师告诉记者，这么多年来，他所在的企业作为中国成长最快的车企，其主推产品的系列用的竟还是外国企业的发动机。
在他看来，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车企拿不到外企的核心科技，却又不愿脚踏实地做技术，合资后如果赚了钱，本该自己研发的也不再费脑筋了。他说，“对整个企业的领导层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挖掘市场，能挣多少钱，年终报表的数字好看不好看，而不是别的。”
当然，企业的“惰性”还在于，“不敢冒风险，升级压力太大”。
在今年召开的第五届中国科学院青年创业大赛开幕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国彪就将其形象地称为“中国的企业犯了‘仿制病’”。他解释说，“就是自己不敢创新，老是去仿制”，比如，“我们国家重大的装备，包括电气工业装备虽然有很大的进步，但是比较多的部分还是处于加工和仿制阶段”。
他也从企业的角度去考虑这一问题，比如，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的确存在一定风险。
“有些企业觉得，自己承担行业技术更新换代的风险，压力太大，毕竟企业更多的是选择有短期经济效益的项目。”顾国彪说。
而对于一批机制创新、运行灵活的民营企业，尽管他们正在逐步成为新的亮点，但这中间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规模小，且多半尚未能掌握先进核心技术，创新成果少，还不能与外国大公司抗衡。
此外，对这些极富创新潜力的小公司来说，在薪酬上拼不过国企和外企，在待遇上又比不上传统的科研院所，这也成了他们创新力后劲不足的重要原因。国务院参事、中国产学研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石定寰主编的《国家创新系统:现状与未来》书中的一份数据显示，21世纪前后，我国的科技人员主要集中在科研机关，分布在企业的仅占27%，而日本占64.8%，美国占7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