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边的工科生一个个都不太‘看得上’自己的专业了。”毕业多年以后，每当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白益民和工科出身的朋友们在一起交流时，他都会想起上世纪90年代自己读大学时的情形。
当时，正赶上国企改制，一批手里掌握着工艺制造绝活儿的老师傅纷纷下岗，而那些像白益民一样学习精细化工专业的学生，放弃研发制造，投身跨国企业。据他回忆，当时他们班至少有一半的学生干起了“代理工程师”——一份把国外先进机械设备引进国内，并通过“科普”打开国内销路的工作。“好像什么都是可以买回来的”，大量制造设备改由国外进口。
按照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尤其是加入WTO后，不管是学界还是实业界，一个共性的认识是——科技的对外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多于自力更生。随着多方呼吁，社会舆论开始意识到要大力支持自主创新，研制出关键“零部件”。
然而，钻研之路并不容易。
“年轻人来了，实验室准备好了吗？”是一个形象的发问。
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由于一批老师傅的离职，中国的工程人才已经出现某种程度上的“断代”，在工艺制造上十分讲究的“试错”传统未能很好地传承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有大量的年轻人投入进来，他们能否在近乎无经验的基础上，研制出那些撬动整个科技的“零部件”，成了一个未知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产学合作教席主持人、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查建中对此十分困惑。他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下缺的“不仅仅是技术层面上的师傅，也缺在阻碍自主创新环境下勇于改革的师傅，更缺在精神信仰上给年轻人鼓劲儿的师傅”。
工程教育的“偏执”：产业“被缺席”
就在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一项针对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改革的举措刚刚出台之时，学界就掀起了该问题的热议。在2010年天津大学主办的工程教育改革研讨会上，与会的专家围绕“我们能给工科学生提供什么”的问题展开讨论。议题从工程人才的教育质量谈起：我国有工科类在校学生700万人，数量居世界首位，但工程人才质量的国际排名连续多年处于落后水平。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内工程教育多年存在的“学术化”倾向，使工科学生在读期间以理论课为主，缺少工程实践。“工科院校培养的是科学家，却不是工程设计人才。”上海交通大学教务处处长江志斌对这种“错位现象”表示惋惜。
这一点从高校的教师配置上也能看出来。北京工业大学主管教学的副校长蒋毅坚说，他们曾经做过的一份调研发现，近5年到学校任教的几百名青年教师中，80%左右缺乏工程实践背景，以至于学校在安排学生实习之前，不得不先选派一部分教师到企业“顶岗工作”。
蒋毅坚向中国青年报记者透露，就课程设置而言，不少设有工科专业的高校也“穿跑了裤腿”——课程体系的设立和教学大纲的制定应以工程职场对于工程人才所需的能力、素质、技能和知识为基础来确定，这本是一个世界工程学界的共识。然而现实中的工程课程，却是由一代代的教师群体单方决定的。
他曾出席一次500人参加的全国机械工程专业课程改革研讨会。到了现场，他才发现，主办方没有邀请任何一位来自企业的专家。当他在报告中指出这种产业“被缺席”的现象时，赢得与会人员的一阵掌声，会议的话题也就此转向了产学研如何更好地结合的讨论上。
这样制定出来的课程，“脱离生产，内容陈旧”，甚至一些被国外同行称为“不切实际的老古董”，还在国内沿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金国藩就深有感触。他曾表示，就目前学生特点而言，主要增强了外语能力、计算机模拟能力等训练，但与上世纪50年代学生比较，他们的实践能力、动手能力较弱。
这位老院士回忆，过去他所在的清华大学精仪系有很多这样的课程：认识实习、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而现在的学生只有短短几周的社会实践，而且在实践中多以参观为主，直接接触仪器的机会较少。过去的学生还有零件设计、仪器零件设计和仪器设计等课程，学生的毕业设计也多来自工厂实际情况，而现在的设计多与教师的科研任务结合，成了实验室里“憋出来的”。
其结果是，高校“产出”的工程人才质量成为跨国企业诟病的一大问题。比如，查建中的调查发现，IBM大连公司2007年规划员工两万人，实际只有2100人，最高端的120人还是来自海外。此外，受美国和日本母公司的压力，公司要接订单，但按照目前公司已经承诺的工作量，尚缺编500人。
在查建中看来，工科师生之所以抢着搞理论研究，争着发SCI、EI论文，还是和国内的教育评价体系有关。
首先是针对学生的考试评价。他发现，当下一些学校的考试核心就是理论考试，考查学生对课堂教育和书本知识的掌握程度，或加上非常有限的应用项目的考评。在他看来，正如教学生游泳，只讲运动力学和游泳方法课，然后考试；教人骑自行车，只讲运动平衡，然后考试，这能达到效果吗？
他曾遇到一个极端的例子：某重点大学的教务管理人员在评价学生的优劣时，居然将学生的成绩精确到百分制的小数点后第三位。在这种评价指挥棒下，查建中也就明白了，为何那么多学生将纸面上的分数视为命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