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林亦强调，如果仅仅把“开放获取”看成是科技界“小圈子”里的游戏，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多数国家，科技研究主要由公共资金支持，而公众能否方便及时获得公共资助研究所产生的科研成果，是非常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在订阅期刊的“统治”下，除少数机构外，大部分社会成员实际上被剥夺了对最新研究成果的获得权。
国外大型出版商在英国高校内做过一项研究，结果显示，科学家通过各种渠道获得论文的比例，可达到93%至99%。而对论文需求更迫切的，恰恰不是在大学内部。比如，作为创新体系的主体，企业尤其是诸多创业板公司，尚不可能获得大学所能获取的资源。可见，科技资源体系保障不足，对创新是个巨大的阻碍。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优秀研究成果在国外商业性学术期刊上发表，不仅使科研成果成为国外出版社向产出国索取高额垄断利润的工具，国家自主知识资产保存也难以实现。所以，保证研究成果的公共可获得性，对科学家、科研机构、政府及其科研资助部门来说，是一种社会责任！”张晓林道。
为期3天的大会很快落幕。从喧嚣与热闹中冷静下来，张晓林仍不自觉地感到一阵孤独：发达国家倡导“开放获取”运动的领军人物中，不乏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学教务长等群体代表，而在国内，比较积极的人士大多来自图书馆系统，很少看到有科学家、院士们努力参与其中。“就这一点来说，它恰恰反映了国内科学界在观念上的惰性，更大程度上是由于科学家们公共意识的缺失——未明了自身所从事科研活动的终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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