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起如此高的知识壁垒，其背后的“始作俑者”，是参与学术期刊出版的商业机构。通过市场行为垄断知识，不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出版机构，不仅激怒了越来越多的学者，也令长期订阅科技期刊的学术和科研机构不堪重负。
据国际专业机构统计数据显示，从1990年至2000年期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期刊价格涨幅高达185.9%，科技和医学领域学术期刊价格涨幅分别达178.3%和184.3%，27个学科中的17个学科，其期刊价格的年增长率为两位数；商业性期刊价格，往往是学会或非盈利性期刊价格的3至7倍。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研究表明，在平均通胀率为3.1%的情况下，过去16年期刊订购价格平均增长9.5%——图书馆订购经费，无论如何赶不上如此恶性的涨价！另据统计，2003年美国研究型图书馆用于购买期刊的费用，相对1986年虽大增260%，订阅期刊总数却只比同期增加了14%。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即便电子期刊出现后，其使用范围也被严格限制在机构的局域网内，科技知识的广泛传播和公共保存仍受严重限制——科技知识俨然还是出版社的垄断产品！
科技信息“开放获取”的理念，应运而生。2002年2月，有关科学团体即提出《布达佩斯开放获取计划》。2003年10月，德国马普学会发起柏林会议并发布《开放获取柏林宣言》，要求科技论文实行“开放获取”——作者或版权所有人授权所有用户可为合理目的而下载、复制、利用、传播作品，只要保证注明来源信息。
在国内科学界“混”，有哪个科学家现在敢跳出来说一句“我以后不在《自然》杂志上发文章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科技界在“开放获取”上的作为，已影响到国际开放获取运动进程。
随着科学数据、教育资源逐渐步入数字化，“开放获取”运动也迎来了发展黄金期。2009年11月，41位诺奖获得者联名发出至美国国会的公开信，支持研究成果公共获取法案。今年5月，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康奈尔、卡内基-梅隆、加州大学及其各分校等27所研究型大学的教务长，集体呼吁国会支持该法案；一些知名大学教授，也开始集体抵制商业出版机构的涨价行为。今年4月，美国加州大学教师委员会提出，如果《自然》出版集团坚持大幅涨价，就将动员全校的教师不再于《自然》杂志发表文章。教师委员会还动员教师不担任编委，不再为杂志审稿。
让张晓林有些无奈的是，发达国家的顶级学府固然可以如此“牛气”，但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科学家会说出“我以后不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了”这样的话吗？据了解，西方学术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如果我的文章登上《细胞》、《自然》、《科学》、《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这样的学术期刊，我愿意杀了我的丈母娘！”足可见这批顶级学术期刊在科研人员心目中的影响力，更别说属于第三世界的我国科学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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