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周泽副教授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媒体和网络曝光的论文抄袭事件越来越多，这促使他重新思考曾在5年前提出的“大学生毕业不必写论文”的想法。
周泽告诉笔者，他感觉目前中国的高校招了很多学生，但原创的学术成果数量和学生的数量并不成正比。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
他认为，在任何国家，真正有创新能力的人总是少数，让所有学生都朝学术研究的方向去培养并不妥当。在一篇题为《大学生毕业不必写论文》的文章中，他提出，大学毕业只表明受教育程度，与体现一个人学术能力的论文无关，大学毕业不必写论文。
在与笔者的交流中，他再次强调了“对学生学术能力的评价和受教育程度的评价要分开”的观点，进而指出，对学生应当因材施教，而不应“一视同仁”。
在这位年轻学者看来，应当明确毕业证与学位证的不同评价功能。学生只要在一个学校接受教育，完成了有关课程的学习，取得了合格的成绩，就表明其达到了某种教育程度，就应准予毕业，发给毕业证书。同理，作为对学生学术能力的评价，学位证书也不宜与受教育程度相联系。
事实上，有类似想法的并非周泽一人。2009年6月2日，著名教育问题研究专家熊丙奇博士在其博客中发表了题为《硕士研究生不写论文又如何》的日志。文章指出，“我国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在学位还是学术，过渡性学位还是终结性学位上一直存在困惑，基于学术、终结性学位的培养模式，要求硕士研究生在求学期间，具备较高的学术研究能力，因此，学制普遍在两年到三年之间不说，还要求所有硕士生都必须撰写毕业论文，同时在求学期间发表若干篇论文。但实际上，硕士研究生并不都是学术和终结性的，甚至其中的大部分应该是过渡学位，即不应该追求把每个硕士培养为学术性人才，不必对硕士提出过高的学术要求，如果要做学问，则主要集中在博士培养阶段。”文章还介绍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硕士研究生培养制度，诸如硕士研究生学制只有一年到一年半；在求学期间，没有发表论文的要求，也无撰写毕业论文的规定。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朱勇教授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各国学位制度不尽相同：欧美一些国家更多地将硕士学位看作一种过渡性学位，将其视作攻读博士学位的准备阶段，因此相应的水平要求不固定，学制时间较短。中国人口基数大，对教育的要求，对学位的期待，呈现多元化状态，多数硕士学位获得者将以硕士学位作为其求职就业、事业发展的最后学位，因而目前不宜将硕士学位简单地设计为过渡性学位。在制度设计上，我们对硕士学位，有着明确、稳定的理论水平、知识结构、实践能力的要求，学制时间也相对较长。根据社会发展的新需求，教育部已对研究生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心内容是，在学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课程安排等方面全面加大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提高应用型人才的比重。因此，我们应当在现有学位体系和教育制度框架下，落实教育部在研究生培养方面的新要求。
但朱勇教授也认同“将学位与毕业脱钩”的做法。他指出，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将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赋予双重含义：既是学位论文，又是毕业论文。通过该论文，既完成学业而毕业，又获得相对应的学位。论文通不过，则双重目的都不能实现。但实际上，研究生的“毕业”与“学位”是两个概念，前者主要表明其学习经历，后者则主要表现其学术水平。尽管“毕业”在表明学习经历的同时，也表明理论素养、知识结构、学习能力等水平，但与学位论文所反映的学术水平仍有不同。将学位与毕业脱钩，既能维护学位的高标准、高要求和严肃性，也能让暂时未获学位、但符合毕业要求的研究生比较顺利地走出校门，这实际上也降低了实施严格的学位论文质量制度的难度。
他还介绍，中国政法大学从2006年开始，将研究生的毕业与学位正式“脱钩”，取得了预期的实施效果。某学位申请者因其论文质量等问题不能或暂不能获得相对应的学位，但如果该论文达到毕业论文水平，仍能正常毕业，走向社会，实现就业。这一“脱钩”，既防止了因论文质量导致的连带负面影响，保护了学生的合法权益，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学位制度的严肃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