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晓东

“专业类国标”的全称是“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近日，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徐青森先生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92个专业类教学质量的国家标准将很快公布。

在张大良先生担任高教司司长期间，笔者有幸受邀参加过两次高教司就“专业类国标”召开的意见征求会。在会议上，笔者建议教育部推出“专业类国标”需要格外慎重。徐青森先生在这次发布会上也指出，研制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是一件大事，在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是“首次”，以前没有做过这样的标准。“首次”二字却反而提醒我们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新中国高等教育已经有几十年历史，改革开放后更经历了快速发展，中外高等教育交流如此频繁和深入，如果“专业类国标”如此重要并且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环节，为什么教育部不早早开始“如此重要”的工作呢？有没有可能，“专业类国标”的方向就是错误的呢？非常有可能。

第一个原因在于，“专业类国标”的逻辑源于工业生产逻辑。“质量标准”是工业产品生产、检验和评定质量的技术依据，包含从原材料进厂质量检验、产品生产流程控制、中间检验、产品销售等多环节的系统质量保证标准和管理规范。与此类似，“专业类国标”则对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规格、标准、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实践教学能力要求在国家层面作出详细、明确的规定。但是，“育人”和“制器”本质上差别太大，这样简单的类比值得深究。

“育人”和“制器”差别在哪些方面呢？例如，袁隆平先生作为西南大学“农学”专业的毕业生，大学四年八个学期的平均成绩为（百分制）：76.5、70.8、74.9、71.3、72.1、76.4、73.8、75.5，其四年综合排名在全班最后。假如以工业生产质量标准衡量，“袁隆平”几乎是不能出厂的产品了。但几十年过去，袁隆平先生为国家和人类作出了重大贡献，几乎已经改变了中国的未来，但那些考试成绩很高的“优质产品”与袁隆平先生相比，创造性贡献很小。这个“黑天鹅”案例所提出的问题是，在工业生产逻辑下，越符合国标，产品质量越好；但在“育人”逻辑下，到底未来人才符合“专业类国标”好，还是不符合“专业类国标”好呢？

例如，朱恩涛先生1958年入读南开大学外文系，专业课成绩不错，但也不能说非常优秀，因为他大学毕业时想继续研究西方文学，但报考翻译大家卞之琳的研究生落选。文艺青年毕业被分配到公安部，最后却成为国际刑警组织终身名誉副主席、中国警察协会副主席。这个“种豆得瓜”的情况与工业生产逻辑完全不同，但却符合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外语“专业类国标”如何会将培养一个杰出的“警察”作为目标呢？我们本来计划生产一枚螺丝钉，但却生产出一棵树；或者更准确地说，培养出一个真正的“人”，这个人会选择、会适应、会创造，这样的“人”反而是南开外语系的骄傲，是南开外语系和南开大学教学质量的代表。

第二个原因在于，“专业类国标”如果符合教育规律，应该能够解释世界一流大学本科人才培养规律。我们可以初步尝试一下。

牛津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本科教育成就斐然。牛津大学本科有什么专业呢？“材料科学、经济学与管理学”专业、“工程学、经济学与管理学”专业、“心理学、哲学与语言学”专业三个跨学科本科专业属于哪个“专业类”？牛津大学这三个专业的办学质量应该符合哪个“专业类国标”呢？

今年2月18日，高教司非常富有前瞻地提出了“新工科”概念。在复旦大学高等工程教育发展战略研讨会上，30多所高校就“新工科”内涵、建设与发展路径进行讨论，达成“复旦共识”。会议还特别邀请了斯坦福大学工学院副院长托马斯·肯尼。肯尼指出，工学专业类毕业生不只需要理工科知识，他们要成为一个团队、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领袖，就需要去了解政治、哲学、历史和整个世界。认真审视斯坦福大学的新工科专业，我们发现了一系列专业与以上崭新的教育理念相符合，其名称中甚至包含“+”这个中国本科专业名称中从未见过的符号，例如“计算机科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哲学”“计算机科学+音乐”。这些专业属于哪个“专业类”？斯坦福大学这三个专业的办学质量应该符合哪个“专业类国标”呢？

可以看出，“新工科”的逻辑与“专业类国标”的逻辑本质相反。“新工科”要求专业的知识、课程组合具有极大灵活性，与学校教师的科研特色有机结合，与科学发展、人文领域的深刻认识有机结合，其知识组合方式带有极强的高校自身特性，难以被“专业类国标”规范，反而非常可能被国家教育部带有行政色彩的“专业类国标”牢牢地束缚。高教司创造性地提出“新工科”概念，又不得不执行“专业类国标”概念，恰似金庸小说中的周伯通在同时进行“左右互搏”。

“专业类国标”研制已久，教育部一直没有推出，这是谨慎和富有智慧的态度。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曾指出，“古希腊怀疑论者并不否认感觉和直接认识的正确性，但他们又声称，错误有一个全然不同的基础——它出自我所下的判断。只要我避免去下结论，我就将永远不会受骗”。“这就是怀疑论者不断要去悬搁（in suspenso）判断的原因，这是他决意要去悬搁的。”推出“专业类国标”可能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对创新人才培养造成较大阻碍，个人的建议是：应当以古老的智慧，将“专业类国标”继续悬搁起来。

（作者曾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现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