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 指统计年度内全社会实际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经费支出。

基础研究 指为了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而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研究。

应用研究 指为了确定基础研究成果可能的用途，或是为达到预定的目标探索应采取的新方法（原理性）或新途径而进行的创造性研究。

试验发展 指利用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际经验所获得的现有知识，为产生新的产品、材料和装置，建立新的工艺、系统和服务，以及对已产生和建立的上述各项作实质性的改进而进行的系统性工作。

高技术制造业 指国民经济行业中R&D投入强度（高技术制造业R&D经费支出占其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相对较高的制造业，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等。

制图：蔡华伟

一年一度的《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清楚呈现了过去一年我国科技经费的投入与使用情况，一串串数字背后隐藏着的是一个个鲜活的科研实例。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让企业慢下来，面向社会和行业的未来需求做基础研究；民办科研机构灵活翩跹，成为科研的新生力量……走近这些具体的新探索、新实践，也是试着读懂数字变动的秘密，触摸我国科技创新的亮点与趋势。

——编 者

“神威·太湖之光”第四次登顶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超算应用“非线性地震模拟”卫冕“戈登·贝尔”奖……近日来，中国在国际科技舞台上的成绩让人振奋。

不久前，国家统计局、科技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2016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根据《公报》，2016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5676.7亿元，比上年增加1506.9亿元，增长10.6%，增速较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经费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11%，比上年提高0.05个百分点。

数据变化的背后意味着什么？又能读出哪些亮点与趋势？

基础研究经费占比继续回升，对比发达国家仍有差距

长期以来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近年一直不足5%）。《公报》显示，2016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为822.9亿元，比上年增长14.9%，明显高于应用研究经费（5.4%）和试验发展经费（11.1%）的增速，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延续了上年回升态势，达到5.2%，为近10年来的最高水平，但这与发达国家平均15%—25%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美国为15.5%、日本为12.6%、英国为15.5%、法国为24.2%）。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统计与分析研究所副所长朱迎春介绍，一些发达国家建立了比较多元化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政府、企业、高校等都是基础研究经费的来源主体，相比之下，根据估算，我国90%以上的基础研究经费来自中央财政。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高级统计师关晓静认为，由于基础研究难有经济效益，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在企业鲜有发生，企业在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中的占比常年处于较低水平（不足2%）。不过，变化正在发生。“2016年企业基础研究经费支出达到26.1亿元，是上年的2.3倍。企业基础研究经费的快速增长，对基础研究占比的继续回升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关晓静说。

企业研发投入亮眼，民办研发机构等成新生力量

关晓静介绍，从经费来源看，企业资金和政府资金是我国研发经费的两个主要来源。近年来企业资金实现较快增长，占比稳步提升。2016年企业资金为11923.5亿元，是2012年的1.6倍，年平均增速为13.2%；企业资金占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的比重为76.1%，比2012年提高2.1个百分点。

从经费执行部门看，近年来民办研究机构发展迅速，成为我国开展研发活动的新生力量。2016年，民办研发机构研发经费支出514.2亿元，比上年增长22.3%，是全社会研发经费平均增速的2.1倍。5年来，民办研发机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的平均增速为20.4%，比同期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增速高7.9个百分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为3.3%，比2012年提高0.8个百分点。

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副所长张赤东看来，社会创新力量的发展情况可以用3个“非常”来形容——趋势非常好，速度非常快，效益非常大。张赤东说，数据显示，央企是国内企业研发的重要参与者，而民营企业追求创新带来的“超额利润”，在研发中的投入力度也不断增强。此外，民办研发机构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整体创新水平的提高，“民办研发机构往往能从明确的产品需求和定位出发，研发动力强、转化效率高、管理运行的机制比较灵活，能够不断催生新成果、促进成果转化、孵化新企业，并积极作用于后端创新。”

经费投入与强度呈上升趋势，研发投入效率有待提升

近年来，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总量实现较快增长，本世纪以来先后超过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科技经费投入体。

我国研发投入再创历史新高，得益于政府引导和政策环境的不断优化。2016年，国家财政科技支出达7760.7亿元，比上年增长10.8%，增速为近4年来最高水平。此外，为引导和鼓励企业创新、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政府完善或新出台了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创造更好研发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等一系列优惠政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中，研发加计扣除政策是国家创新激励政策体系中含金量最高、优惠力度最大的普惠性政策。从统计结果看，政策落实效果明显。

虽然我国科技实力显著提升，但关晓静认为，我国科技整体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研发投入效率有待提升。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发布的报告，2017年我国在全球创新指数的排名为第二十二位，与2012年的第三十四位相比跃升了12位，但仍不及研发投入总量位列我国之后的日本、英国、德国等国家。从研发投入强度看，我国与以色列、韩国、日本等创新型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从研发产出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论文引用率、国际发明专利等方面还存在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等问题。科技论文是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重要产出结果，据统计，2015年我国ESI论文数为174.3万篇，位居世界第二，但论文引用率仅为8.55次/篇，在发表论文数最多的20个国家中排列第十六位。按照《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到2020年我国研发投入强度要达到2.5%，“如期实现这一目标还存在困难，优化研发资源配置难度更大。”关晓静说。

专家建议，未来政府部门要进一步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充分发挥政府资金对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引导和拉动作用；进一步完善创新政策体系，推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有效落实，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开展研发活动的积极性；引导地方政府和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加强前瞻性科学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的建设；同时要通过科研项目管理体制改革，提升研发经费投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