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Holdren（前排左二）是美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总统科学顾问。图片来源：Mandel Ngan

我一直觉得，如果人类社会要解决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科学、技术和创新至关重要。

John Holdren并非聚光灯下的陌生人。在长期的科学生涯中，身为一名受过训练的物理学家，Holdren一直致力于解决诸如气候变化、核不扩散等争议性问题。

不过，在近8年的时间里，作为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科学顾问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主任，Holdren变得更加高调。

随着奥巴马将于明年1月离开白宫，作为美国迄今任期最长的科学顾问，Holdren日前同《自然》杂志就一系列话题展开了讨论。

民意调查持续表明，美国公众和科学家对科学的理解存在分歧。奥巴马所作出的努力是否足以改变人们认知科学的方式？

奥巴马总统在让年轻人觉得科学很酷上做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这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数字明显表现出来：你可以看到，更多的孩子参加了科学课程、参观科学展览，并且前往“创客空间”。同时，从大学、学院毕业的工程师数量大幅增加。

我不确定你指的是什么调查，但我的印象是，和本届政府刚开始时相比，现在公众对科学、技术和创新更感兴趣、更有热情。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其他政府机构的领导层对于我们正在培养过多的博士生这一普遍看法进行了讨论。您是否担心这一点？

如果我们培养的每位博士生都认为，他唯一可接受的职业轨迹是在学院或大学里成为终身教授，那么这种看法是对的。不过，事实上，博士是一种全能型的学位。它不仅证明你对于某个特定主题比其他人了解得都多，还代表着你拥有勇气、专注力、责任心和智慧，去解决非常棘手的问题。

如果能回到过去，你是否还会成为一名科学家？是否会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我肯定会再次成为一名科学家。我的妻子是一名生物学家，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有时，我会羡慕生物学家的生活，因为他们能在很多壮观的地方开展工作。我的妻子曾在落基山脉的高海拔区域研究昆虫和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一起在全球的珊瑚礁潜水，而她其实是在工作。我会时不时地羡慕这种生活。

你是否担心未来的科研资助？

奥巴马总统一直在为科技领域争取更多经费。提交给NIH的研究计划的成功率在17%左右。也就是说，在NIH收到的研究计划中，有六分之一获得了资助。而且，这些研究计划本身就经过了自主选择。研究人员不会劳神撰写提交给NIH的计划书，除非他们认为自己真的拥有好想法、能干的团队和可行的策略。如果你问NIH院长Francis Collins，他们收到的研究计划中有多大比例值得资助，他会告诉你有一半。

这意味着，我们正在资助NIH约三分之一的可能取得成效、产生影响力和具有开创性的研究项目。不过，NIH每年的预算已经超过300亿美元。在预算紧张的情况下，想大幅增加预算比如50%并不容易，更不要说增加一倍或者更多了。Collins也强调，要保证研究的质量。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也面临相同的情况——有价值的研究项目远远多于其能资助的项目。这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我希望看到在提高用于研发的公共开支方面能有更多公众支持。

未在2010年通过的气候法案有时被视为这届政府最大的失败。当时，你和奥巴马说了什么？你是否存有遗憾？

在这种环境下，其中一项游戏规则是我不会谈及曾告诉过总统什么，或者总统对我说了什么。不过，可以告诉你的是，总统和我都非常想看到这份气候法案获得通过。我们没有做到，当然也会感到失望。

我们利用行政权力，竭尽所能地提出了一份明智的气候变化议程。我们实施了针对轻型机动车的最雄心勃勃的燃油经济性和二氧化碳减排标准，并在随后推出针对重型车辆的标准。我们落实了提高家用电器、建筑物和工业界能源效率的诸多新标准。同时，在预算允许的范围内，我们推动了地球观测和气候科学的发展。

即便在今天，如果能让国会通过一项使我们所做的事情超过行政权力所能及的范围的法案，我们仍会欣喜不已。

由于法律上的挑战，本届政府在削减发电厂二氧化碳排放方面推行的规章已陷入困境。共和党总统候选人Donald Trump曾表示，如果他当选总统，将设法让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对于这些政策能否继续推行下去，你是否抱有乐观态度？

是的，我很乐观。很多政策不仅得到政治任命官员的追捧，公务员也是如此，因为它们很明显是正确的做法。我认为，意识到目前有一股巨大的全球力量在推动这项事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退出巴黎协定，美国将成为众矢之的。

虽然我不想参与政治，但我怀疑，如果Trump先生当选为总统，他会发现在竞选期间发表的关于巴黎协定的言论并不完全正确。他曾在竞选时表示，巴黎协定意味着外来的官僚机构将决定美国的能源选择。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如果他当选了，就会发现这一点。

如今，科学正走向全球化。对于这会让事情变得复杂，你是如何看待的？监管者能否跟上它的发展？

最近我到中国参加了战略和经济对话以及中美创新政策对话。我和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探讨了其中一些问题以及正在采取的对策。

在生物医学问题上，我们同中国有着诸多合作。双方一直就功能获得研究和基因编辑问题开展对话。事实上，当眼下这一轮针对基因编辑的兴趣随着CRISPR技术的兴起而出现时，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院便以一种同阿西洛玛会议极其相似的方式，聚集了来自全球的主流科学家。（阿西洛玛会议是在1975年举行的一次里程碑式会议，设置了针对基因重组研究的规则。）中国的顶级科学家在会上探讨了这些技术产生的影响，以及全球科学界应当如何监管它们。

总统奥巴马在上任后不久便表示，这将是迄今最透明的一届政府。不过，记者们发现，一些机构还是非常不透明。

在本届政府执政的头几个月，总统奥巴马发布了关于透明、科研诚信和政府公开化的行政命令。我负责一些落实工作。这是OSTP关注的一个重点。我们几乎让所有部门和机构在制定关于公开化和科研诚信的政策时，都要先接受公共评议，然后作出最终决策。我认为，在数据公开和联邦政府资助的可公开研究成果的发表方面，我们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不过，我不认为这项工作已经完成。

政府往往不会过早地曝光内部意见。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非常合理的。你知道，让总统的高级顾问同来自《自然》《科学》《纽约客》的记者坐在一起进行对话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事情。因为如果这么做了，没有人会说一些试探性的话，以免这些试探性的话语被当作既成事实见诸报端。

你在可以说是地球上最有权力的机构呆了近8年。对于人类处理自身问题的能力，你是变得越来越乐观还是更加悲观？

我变得愈发乐观。这在很多程度上取决于总统奥巴马表现出的非凡领导力。长期以来，我一直觉得，如果人类社会要解决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科学、技术和创新至关重要。我很荣幸能为一位有着相同看法的总统效劳近8年的时间。（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