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中，科技创新发展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这的确是一道福音。然而，现行的科研管理方式却让很多人伤不起，对于希望大展拳脚的科研人来说，头上的紧箍咒似乎并没有松动的迹象。

行政化：就是要套住你

“尽管国家一再强调要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但作为一线人员，我怎么感觉头上的紧箍咒好像越来越紧了呢？”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超觉得，现在很多的制度规定，不是让人越来越敢干，而是越来越不能干。

比如，在大学和科研院所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去行政化的问题。“现在所有的工作步骤都是按官员的方式来管理，科级干部、处级干部、校级干部，一级管一级，界别很清楚。”王超说。

这样管理的确让科研人员苦不堪言。一位政协委员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某大学的学院院长向校领导询问自己可不可以不要处级官职，只保留学术职务，可得到的答复却是，不要不行。“他们说‘学校就是要用这个东西套住你们’。”这句话，被该位委员连续提了4次。

“真不知道我们把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贯彻到哪里去了。”王超坦言，现在很多科学工作者都变成了会计预算家、行政政治学习家，就是不做科学工作。

除此之外，行政权力也在干扰着学术环境。“我们可以统计一下，有多少学会的会长是搞科研的，很多都是为退休官员专门安排的职位。”王超无奈地说。

“在学会任职的一般都是重要的领导。很多学会还想出很多名头来对接，什么战略的、产业的、联盟的。这些人不是靠知识或专业来提供服务，而是靠行政职位去取酬，这是有问题的。”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王光谦指出，如果能去掉身份，不与行政级别挂钩，那么很多问题都会得到解决。

发论文：别老拿SCI说事儿

“中国的学术期刊在国际上的处境很严峻。”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袁亚湘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对于科研工作者的评价，在乎的往往是文章是否发在顶级杂志上，而不是关心文章的内容和质量究竟何如。

其结果是，很多科研工作者辛辛苦苦做出的研究却得不到应有的评价和认可，甚至，很多学校还会善意地给出一份清单，比如，在学校评职称的时候，文章发在哪些杂志上才是算数的。

“不知道现在是怎么了，评价所有科研人员最重要的就是SCI，根本不在乎解决了什么问题。”王超说。

“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报道，某某科学家的论文发在美国某顶尖杂志上了，这种导向是有问题的。”袁亚湘呼吁，以后在报道一些优秀成果的时候，不要把Nature和Science放在特别突出的位置上进行强调，我们更该关注的是科研成果本身。

袁亚湘回忆说，陈景润、华罗庚等许多老一辈的科学家的文章都是发在国内的，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和影响力。

“如果放在现在的评价体系中就很难了。填写材料的时候，会要求学者写上发了多少SCI文章，这是很不像话的事情，只有中国才有这样的现象。”袁亚湘认为，在科学评价方面，国际上早有一套通行的办法，未来中国的评价体系中，也必须取消那些“戴帽子”和过度量化的东西。

谈退休：其实不想走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对于很多临近花甲之年的科研人员来说，这是一份真实的心声。

“现在规定得很死，科研人员到60岁就必须退休，是哪个月生日就哪个月退。”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湘洪看来，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将对公务员的管理办法拿到了国有企业中，尤其是央企里。

在曹湘洪眼中，60岁并非意味着科研人员事业的走到了终点，相反，他们更像是一坛陈年老酒，历久弥香。

“我们培养一个优秀的科技人员很不容易，60岁的人其实作用是更大的，尤其是在企业中搞工程技术的，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经验积累的增多，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很强，对企业帮助很大。”曹湘洪指出，到点退休政策是对发挥科研人员作用的一种制约，更会对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造成影响。

与此同时，退休后的老科技工作者们也很郁闷，因为继续发挥余热的路也被堵了。“规定指出，退休之后3年内单位不能返聘，自己也不能去外面应聘，只能在家呆着。很多科研人员跟我说，我身体也挺好的，退下来之后干什么去呢？”每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曹湘洪总是很难回答。

“对于科研院所和高校科研工作者来说，管理规定是否可以调整一下呢。”曹湘洪认为，如果身体健康、个人愿意、单位需求，是否可以延长科技工作者的退休年龄。

“现在国家也在讨论延迟退休的问题，是不是可以给科技人员这块先出个政策，对他们网开一面，不要把管理公务员的办法用到科研人身上。”曹湘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