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贾康（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主题：供给侧改革培育“新动能”

时间：2016年3月5日

主办：《中国企业家》杂志社

【编者按】

全国政协委员贾康在今年两会上提交了一份“关于尊重科研规律，在横向课题经费管理中去行政化”的提案。他说，白发苍苍的科学家、教授、研究员没有司局级行政待遇，出行连高铁一等座都不能坐，这是说不过去的事情。中国要真正激发知识分子自愿发挥聪明才智去创新，制度环境非常重要。

3月5日，在《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主办的第十八期中国企业家两会沙龙上，贾康表示，我们新的动力可以根据一些最基本的五大要素分析来形成更清晰的认识，供给侧千变万化的要素可以浓缩成五大项：劳动力、土地和土地代表的自然资源，资本，科技以及制度和管理。前三项在明显衰减它们的支撑力，中国现在要更多依靠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给创新者能施展聪明才智的空间。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贾康发言内容的摘录：

对于中国的供给侧的讨论，首先改革上是制度供给为龙头，带出后面整个供给体系的要素的潜力的释放，提升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实际生活中带来的挑战是，过去说需求管理时一句话就打发掉了——让市场充分起作用，那么结构问题自然就达到市场出清状态，优化解决了。现在不行，必须“守正”还要“出奇”。

“守正”是必须要站在充分认识、适应和尊重市场规律，以及敬畏市场的立场上来说，站在这个守正的立场上，你不要设想照搬过去的经验就能解决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你还必须要出奇。我们面临特定的历史条件、国情制约、发展阶段的挑战，必须寻求创新来实现超常规发展。

超常规发展怎么样出奇？当然就是要面临复杂的问题，怎么样去优化结构，这个优化结构在中国是系统工程，是从眼下一个一个年度的调控对应到中长期的全面小康和以后的“中国梦”，以及整个视野的，整个统一市场，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打在一起的全局，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借鉴了原来的像供给学派等等这样一些积极的因素，但绝对不是简单地搬用，有人说这是中国人照搬美国供给学派减税为主的主张，这个想得太窄了，我们显然要借鉴它积极的东西，但我们处理的是宏大的现代化过程中的系统工程。

这里面的复杂性我简单说几句，有待以后我们共同努力去破解。原来讲需求侧的问题，总量是最基本的可通约的指标，就是政府掌握银根松紧，你认为低迷你就扩张，你认为过热就收缩，相对简单。现在到了供给侧，政府怎么发挥合理的作用，它涉及各种各样的复杂要素，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基本的线索可循？我们认为有一个基本的看法，就是动力要有一个转换。我们新的动力可以根据一些最基本的五大要素分析来形成更清晰的认识，供给侧的千变万化的要素，浓缩为五大项：劳动力、土地和土地代表的自然资源、资本（资本就是可以带来增值部分的资金），后面还有两大项，科技以及制度和管理。

在一般经济体的经验里，在发展走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前的前半段过程中，前三项要素比较容易体现出它对于经济增长的支撑力和贡献，这时候后两个要素也在发生作用。但是，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就是各要素各领风骚之后必须推陈出新的历史性挑战了。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具体的演变过程，前面三项要素：第一是我们的劳动力，一旦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大量农村几乎无限供给的低端劳动力就形成了我们的比较优势，支持着我们一路走到了“世界工厂”。我们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过去不能和市场对接，有了改革开放大政方针以后，它就有了物质利益驱动跟市场对接的积极探索，首先在没有法律规定情况下，深圳把地皮纳入竞争性程序，通过“招拍挂”来取得使用权，这个物质力驱动是各方参与进来以后带来了生机勃勃一轮又一轮超常规的开发和发展。

我们开始资金有限，但好在有开放，外资首先进来发挥比较活跃的作用，它不光带来了资金，也带来了管理和技术，这三大要素在中国实际发展过程中，前面曾经很明显产生了支撑力，后面的技术也在起作用。比如1980年代阿里斯顿的常规技术就是制造电冰箱，这个技术相对成熟，但是在它那边市场已经在萎缩了，到中国一下子变成了适用技术，几十条生产线引到中国来。虽然人们指责这是重复引进，但是就是在地方竞争中大家要重复引进，中国各个地方在当时满足人民生活需要，耐用消费品升级换代方面，多少GDP，多少就业机会，多少税收，源源不断出来了。当然这是在我们改革开放制度供给的框架下展开的。

到了现在，前三项要素在明显衰减它们的支撑力，最近几年劳动力方面不绝于耳听到的是民工荒，招工难，用工贵，北京的保姆这些年工资都翻了几倍了，人们不得不讨论现在引起争议的楼继伟部长提出的我们的“劳动法”是不是过于超前了，减少了我们的劳动市场里的灵活性，削弱了我们的比较优势，当然也有很多人提出了激烈的反对意见，但是必须探讨这个问题了。

从正面来讲，这几年粗工、壮工、农民工的工资节节抬高，就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变成现实，从托底开始，他们的收入在提高，这是正面肯定的。但是从负面来讲，就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中国过去的比较优势，现在离我们迅速远去。这是必须承认的，所以才有珠三角首先提出的所谓“腾笼换鸟”，才有现在看到的常规的制造业必须转到越南、柬埔寨、老挝等等，这跟当年留在中国是一个道理。

土地和自然资源这方面的开发，这几年困扰我们的是成本越来越高，高到空间再继续利用非常困难。北京前几年征一平米地必须给5倍于商品房的补偿，谁碰到这事谁当然满心欢喜，有100平方米的拆迁，马上得到500平方米的北京商品房，摇身一变就是千万富翁了。这是社会逼到政府不出这个价征地拆迁补偿免谈，这个事情封住了很大的城镇化工业化继续发展的空间，这个机制必须另辟蹊径了。

我们的资本这些年碰到的问题是，资金越来越充裕，本土的民间资本已经雄厚起来了，但是越来越多的问题是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对象，常规投资边际收益递减在中国普遍发生，这样的挑战意味着原来传统的动力源在衰退，支撑力在消减的同时你必须找到替代物，这时候的替代物就聚焦到后面两项，科技就不光是一般的常规的科技，必须走创新型国家道路，在前沿占领科技方面我们的若干制高点，包括在高科技的方面我们再也不能错失第三次产业革命这个历史机遇。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为什么是第一呢？它不是简单给生产力三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再加一项，不是做加法而是做乘法，它是乘上去，所以是第一，邓小平的说法非常精辟。

吴敬琏老师讲为什么制度高于技术，中国要更多依靠一个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给出科技创新可能施展聪明才智的空间，我们现在必须注意到中国广大的创新者的智慧受到了制度空间、制度环境的约束，必须打破这种供给约束，要靠制度供给给出环境以后激发出科技创新的潜力，才能真正走通创新国家的道路。

这次我的提案其中有一个是，横向课题去行政化的要求，就是针对现在压抑科研人员积极性不良的制度约束，煞有介事的把官场的八项规定极端化来对付知识分子，跟知识分子过不去，你没有一个行政方面的司局级待遇，你做横向课题的课题经费出去以后，坐高铁一等座都不给报销，而且往前倒算账，2012年以来你坐了一等座的票，你必须和二等座票计算差额以后你把钱吐出来，好像管理上非常有劲头，实际完全是违背科研规律，你在打击这些创新科研者的积极性。

现在普遍大家抱怨，再也不想接课题了，没法做了。到了很多高校，很多的事业单位，大家非常苦恼的就是不能聚精会神去做科研。国务院下文说，科研人员要保证5/6的时间用于科研，怎么做得到呢？这些学术带头人非常苦恼，要处理各种各样的表格申报，各种各样的审计，一轮一轮对付，一张一张票翻出来，这张票跟谁吃的饭，张三李四要标明，人均50块钱，超出50块钱把钱吐出来。白发苍苍的科学家、教授、研究员没有司局级行政待遇，出行连高铁一等座都不能坐，这是说不过去的事情。这实际上说明在中国要真正激发知识分子自愿发挥聪明才智去创新，这个制度环境非常重要。我们说了这么多年科教兴国以后，居然这两年出现这么荒唐的打击科研人员、知识分子科技创新的事情，这足以使我们警醒。

简单说一下，这五大要素，后面两项就是领导人和有关部门一起讨论的全要素生产力的来源，我们必须抓住科技创新和制度供给的创新，来激活我们的潜力空间，这方面当然要说到企业家是非常重要的，企业家要靠自己的综合判断和直觉，要用人才，要组织自己的团队，要针对问题导向，要不惜承受失败的风险开创新产品，一旦成功，全局皆活。

像苹果手机一旦成功了，是在供给侧发力，使用户体验上台阶，可能带来颠覆性的改变。原来非常复杂的摄影现在变成非常简单的操作，而且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去调整画面的质量，这是把原来专家做的事变成大众谁都能做的事。互联网上原来大家认为要收费的东西居然变成了免费，免费了以后说羊毛出在猪身上，由牛去买单，形成了新的盈利模式，带来的是广大消费者用户体验的升级换代。

反过来就是马桶盖现象，日本市场上卖的马桶盖据考证原产地是杭州，但是国内市场环境鱼龙混杂，消费者形成不了质量可靠的预期，他们就在口口相传的情况下知道日本的马桶盖信得过，跑到日本去抢购。这样的事情反证我们不是自己没有这样的技术能力，是我们没有这样的市场组织能力能达到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里，把不好的、落后的产品挤掉。

这得反问我们自己的市场建设为什么没有达到这样一个应该具备的制度供给的水平，这些都可以纳入到中央提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出的供给侧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升，当然要处理这些复杂的问题全靠市场不行，全靠政府更不行，要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结合好，而且这个结合绝对没有什么公式可套，就是一个PPP到了不同的项目都得不同的组合，这是对于我们整个社会来说是有挑战性的创新。

（本文根据主办方提供的速记整理，未经主讲人审订）（原标题：贾康：老科学家没司局级坐高铁一等座不能报销，说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