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久的地貌人生：布满了冰川“伤痕”

崔之久

第一个走遍地球“三极”，写下中国第一篇现代冰川论文，出版一部《混杂堆积与环境》。这就是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崔之久作为中国现代冰川学研究先行者的“简历”。然而，在这背后，崔之久多次与死神狭路相逢，半个世纪的求索让他的生命布满了冰川“伤痕”。

■本报记者 赵广立 ■徐建辉

随着年事渐高，中国现代冰川学研究先行者、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崔之久已不能长年深入冰川一线。近十余年的时间里，他一心扑在《混杂堆积与环境》这部书上。“给后来者留下文献资料。”崔之久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早在1988年，崔之久眼见国内学术界对“冰碛物”“类冰碛物”等概念的界定模糊不清，吸纳美国学者提出的“混杂堆积学”，开始给地貌与第四纪地质方向的研究生讲授这门课；后来，崔之久竭尽心力把“混杂堆积与环境”这门课在讲义基础上形成书稿。终于在2013年6月，一百余万字的《混杂堆积与环境》由河北科技出版社出版。

这部集纳了崔之久十余年的心血的专著终于得见天日。在崔老家中，他用被冰川吞噬掉四指的“手”摩挲着把这部沉甸甸的书交到笔者手中时，百感交集。

“同志将去贡嘎山”

崔之久对我国西部寒冷地区的地貌研究始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1956年，在安徽宣城长大的崔之久完成了南京大学地理系的学习，考取北京大学成为苏联专家列别捷夫和我国地貌学家王乃樑的研究生。1957年，他参加了全国总工会组织的贡嘎山登山队（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系中国登山队前身）。

崔之久等人的行程得到了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的关注，竺老送给他一本英国人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著作，并在扉页上写道：“之久同志将去贡嘎山，赠此书以壮其行。”

然而，那时他们都还不知道，有“蜀山之王”之称的贡嘎山是一座极为危险的雪峰，攀登难度甚至远高于珠穆朗玛峰，几十年以来在贡嘎山发生的山难几乎可以编成一部“山难大全”。

雪崩、暴风雪、裂缝、滑坠、迷路、冻伤、雪盲、高山病……登山队接连遭受打击和不幸，17名登山队员中相继有4位队友牺牲。死里逃生的崔之久选择了继续前行。他边登山边进行地貌考察，并于次年在《地理学报》发表论文“贡嘎山现代冰川的初步研究”。

这篇论文成为我国第一篇研究现代冰川的专题论文。崔之久说，贡嘎山也改变了他的一生，从此他的研究方向由黄河转向冰川。

接下来的一年，他转战祁连山，成为祁连山冰川考察队的一员。1958年，中国才开始组织团队进入祁连山对现代冰川进行大规模考察。崔之久也成为了我国大规模组团考察祁连山现代冰川之前就对现代冰川进行过初步研究的学者。

清晰认识“混杂堆积”

从参加全国总工会登山队攀登四川贡嘎山、新疆慕士塔格峰，到上世纪70年代配合铁道部第一设计院为青藏铁路选线做科研调查，并接下来参与青藏高原形成演化的国家基础研究项目，崔之久时刻牢记导师王乃樑的教导：“研究地貌过程，必须重视对沉积学的研究。地貌过程应是‘风化—侵蚀—搬运—沉积’的全过程。”

正是这种观念，成为崔之久潜心研究“混杂堆积”的标尺。他不满足于对地貌孤立的现象描述和概念堆砌，而是致力于对野外的复杂现象一一梳理出头绪。几十年来，崔之久对中国地貌的基本格局以及新生代以来的演化过程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

“混杂堆积”的概念产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针对当时美国地貌学界对山前混杂堆积物的成因之争，美国著名第四纪地质学家、耶鲁大学地质系教授R.F.Flint提出用“混杂堆积”来描述成因不明的堆积物，而避免将其全部归于“冰碛物”或“类冰碛物”。后来，他又和冰缘地貌学家A.L.Washburn进一步细化了“混杂堆积”的概念，并拟出了分类方案。80年代，崔之久等人将“混杂堆积”的概念应用于中国，得到了学界的重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地貌学家在中国西部的高山高原地区勘察过多年之后，对中国东部的“古冰川遗迹”提出了质疑：以庐山为代表的中国东部山地，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

针对学界对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之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了由我国地理学家施雅风、崔之久、李吉均主持的“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和环境”重点项目，崔之久承担了其中“混杂堆积相特征与成因判别”，以及后来的“典型中高山地段地貌过程与混杂堆积相研究”“从混杂堆积相特征及地貌与环境过程对混杂岩作比较研究”等。他认为，争议产生的原因正是对混杂堆积成因判别上的分歧所致，而根本原因在于，一些人对冰川发生的条件缺乏起码的认识。

崔之久在1980年参加了兰州大学地理系主办的冰川堆积研究班之后，又对甘肃、云南的泥石流堆积进行了系统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观测资料。在1988年兰州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崔之久详述了冰川沉积与泥石流沉积的区别，提出了对混杂堆积进行多指标综合判别成因的原则，得到了与会学者的肯定。随后，北京大学首开了“混杂堆积与环境”的研究生课程。

回答学术界70年的争论

在《混杂堆积与环境》一书中，崔之久反复比较了各种混杂堆积的异同点和诸多判别依据，试图回答中国的第四纪沉积与环境问题。他反对有人将学术问题说成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认同李吉均提出的“混杂堆积的成因是可以判别的，并且可以和黄土沉积、深海沉积与冰芯记录更合理地联系起来进行对比”的观点。

他认为，所谓冰碛物，特别是在地处中纬度的中国，必须是满足于一定水分热量、海拔高度、地形条件的专属名词。我国西部多山的地形条件决定了现代冰川只能是山地冰川，因为山地冰川粒雪盆的规模决定了其冰舌不可能延伸到冰川谷外围很远的地方。只有在“念青唐古拉山东段的林芝—波密”等地，才有可能在特殊的雨量条件下形成局部的海洋性冰川。

而第四纪前期，幅员广阔的中国西部也还没有隆升到一定的高度。随着青藏高原的隆升，高原内部愈来愈变冷变干，而变干本身就不利于山地冰川的发育。只有在距今1.1~0.7Ma由“昆仑—黄河运动”引起的高原构造抬升，才可能成为迄今最明显的东亚环境巨变、现代地貌分异形成的驱动因素。而在中国东部，只有少数高山在一定海拔高度之上曾经发育过小规模的山谷冰川，诸如秦岭主峰太白山、台湾玉山主峰雪霸山。

崔之久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多数同行的信服，尝试回答了学术界近70年的争论。他还在赴台考察期间指认了泥石流的堆积界面，定量地确定了一次泥石流堆积量，受到圈内良好评价。

地貌学“读书—思考”的乐趣

谈到为什么要出这样一部大部头的专著时，崔之久并不急于作答，而是先介绍了中国的地貌特征：“在中国地貌巨大格局中，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这是中国东西部地貌分异的边界，到下一个阶梯的地貌分异处，如大兴安岭到太行山，再到大瑶山一线，都是现代混杂堆积的集中分布带，恰好又是山—盆地貌组合的过渡地带，可以看到一系列‘正负地貌’的组合关系：龙门山与四川盆地、秦岭与鄂尔多斯盆地、喜马拉雅山与恒河盆地，它们呈现出山地地貌与盆地沉积序列的全过程……”

“一系列惊心动魄的灾害过程，尤其是现代社会中一系列次生地貌过程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甚至比地震本身的损失还要惨重。因此，无论从沉积相理论研究的需要，还是从防灾减灾的现实需要，都应该加强对各类混杂堆积的研究。”崔之久说。

几十年来，崔之久的足迹遍及五大洲和南北极，专著中汇集的近200幅彩色照片，除署名者外，皆系他本人所摄。这些珍贵的野外记录足可见他研究混杂堆积所达的深度和广度。如今，82岁的崔之久对自己超过一甲子的职业生涯也有一份欣慰和满足：“地貌学是一本打开的书，野外工作就是在读书，室内分析、资料查新、年代测定则是思考、总结的过程，‘读书—思考’构成了地貌研究的全过程和全部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