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圈内被称作“汪老邪”的汪建，最近收到了比尔·盖茨从美国寄来的一封信。
“我非常高兴，能在西雅图见到您的团队。我很欣慰，华大基因从科研学生工中培养了很多顶尖人才。”信纸在他的手中不停地摇晃着，“这个年代还有多少人用纸写信？更别说是比尔·盖茨了。可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他回想起两三个月前两人的握手致意。那是在华大基因和盖茨基金会签署合作备忘录的会场上，“盖茨说，‘我见过很多人，没上完大学，就去做技术、做产业了。我没见过像华大基因这样，很多人没上过大学，就去做基础研究，而且做得这样出色’。”
这封漂洋过海的信只花费了105美分，华大基因研究院院长汪建却从中感受到了说不出的分量。
在过去5年里，深圳北山工业区，一座由旧鞋厂改造的大楼里，华大基因一群平均年龄不足26岁的年轻人，完成了世界第一个黄种人基因组图谱、第一个大熊猫基因组图谱……
“2011年5月24日，英国《自然》杂志公布的科研机构实力排行榜中，华大基因入选中国十大科研机构。”在汪建看来，在大规模计算能力突飞猛进的时代，科学界出现了新的变化，“年轻人更容易走在技术发展的最前沿”。
头脑里没有框框的年轻人更适合搞创新
“这是我们的牛人。”汪建指着远处一个瘦高个，“王俊，我们的执行院长，忙起来连我都不搭理。”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他聊起了王俊和华大的人才团体。
2001年，继人类基因组测序之后，华大基因开启一项重大科研课题——水稻（籼稻）基因组框架序列图研究。那一年，25岁的王俊，已经担任华大基因生物信息主管。
由于设备并未全部到位，前期测序进展缓慢。这时王俊得知一个消息：包括美国在内的三家科研机构，正在这项研究上进行急行军。
“如果我们晚一步，研究就将大打折扣。”这促使王俊做出决定：团队吃住在实验室里。两个月后，当年10月20日，他们向世界郑重宣布：中国完成水稻（籼稻）基因组的框架序列图。
敢用年轻人，善用年轻人，成为华大基因的诀窍之一。
2012年12月20日出版的《自然》杂志，评选出了年度科学界十大人物，王俊成为唯一一位入选的中国人。这时他不过37岁。但在华大基因他已算“老人”了。
“基因研究是门新学问，以前大家都没有见过，理论上这一领域没有专家，头脑里没有框框的年轻人更适合搞创新。”在汪建看来，“华大基因是一个跑马的地方，我们就是要给年轻人干事的空间，做别人做不了的事情。”
2007年新一代测序仪问世，这对基因组学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在多次提议得不到回应的情况下，汪建带领科研人员离开国有体制，开始了艰难的创新历程。
“集中8亿元专门用于基因测序与分析，用两亿经费购买设备。”在汪建看来，走出体制也就打破了束缚，年轻人的创造力彻底激活了。
2009年“五四青年节”，华南理工大学校长李元元收到一封“请战书”。11名该校与华大基因共同培养的在读本科生立誓，“半年至1年时间内，发表1—3篇《自然》或《科学》级别的学术论文”。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2010年3月4日，上述11名本科生中有5人先后在《自然》或《科学》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
“现在一流的物理学家在做三流的物理学课题。100年前，三流的物理学家都可以研究一流的物理学课题。”请战书的起草人金鑫，套用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狄拉克的话来诠释自己的观点，“当下物理学中未被发现的新领域是有限的”，“100年前，当知识和技术积累到一定阶段，物理学家只要找准了目标和方向都会有所突破”。
在汪建看来，基因组科学正处于临界状态，只要方向选对又肯努力，即便是本科生也会有所成就。
记者观察：“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呼唤了太多年；“不拘一格用人才”，我们忽视了太多年。敢用年轻人，善用年轻人，华大基因的用人之道，是面向传统机制体制进行的改革，更是对于创新规律的遵从。
一群没戴博士帽的科研人成了科学家
赵柏闻的故事打动了比尔·盖茨。
“我没见过像华大基因这样，很多人没上过大学，就去做基础研究，而且做得这样出色。”这位在过去二三十年里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的天才，对于华大团队赞不绝口。
这种赞赏之情一个月后尚未散去，以至于他提起笔来，给万里之外的汪建写了一封信：“华大成立以来，在基因测序、基因组学和生物信息学方面取得的成绩，让我印象深刻。”
“赵柏闻高中没读完就来了，现在负责生物信息分析，手下光博士就有好几个。”在汪建看来，“今天，很多大学是为了学院和教师设的，不是为了解决人类的问题。网络的出现，让人们获取知识变得非常简单，不一定所有人都要花那么多时间到学校去。
重能力不重学历，在使用中培养，在培养中使用，华大基因聚集了一大批“怪才”——
3年前刚满20岁时，罗锐邦已在《自然·生物技术》上发表论文。有一次，他喝多了酒，拉着王俊：“你是三重傻帽儿。你看，你有学士学位、你又拿了硕士学位、你还拿了博士学位。你看我，现在什么学位都没有。”王俊不以为忤，反以为荣，“华大基因后继有人了”。
给人才以自尊和自由，最近这些年来，华大基因完成了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部分’(1%)、国际人类单体型图计划(10%)、第一个亚洲人基因组图谱(100%)，一群没戴博士帽的科研人成了科学家。《自然》杂志对此发表社论，题目就是《科学家真的需要博士学位吗？》
在汪建看来，华大基因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一个重要原因是给人才提供了成长的平台，“国外基因研究还是传统实验室模式，一个导师带两三个学生，三四年做三四个课题；华大把研究和产业结合，一年光课题就有8000多个，每个人每年怎么也能做七八个。”
骄傲归骄傲，汪建也有烦恼，“李英睿这小子，在北大读到大二就来华大了。在到毕业的两年里，他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了11篇论文。我们给他报了一个青年人才项目，没想到第一轮就被毙了。我们一打听，原因特简单，就是没有博士学位。”虽然搞了一辈子科研，汪建还是想不通，“科研能力和博士论文到底有啥关系”？
“不戴博士帽就做不了科学家？”离开中科院的这些年里，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嗨，我说，能不能把那些传统的模式，从人们脑袋里清空了？”
“缺乏实际练习的机会，缺乏创新能力，很多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这是我国人力、财力资源投入的巨大浪费。”在中科院深圳先进院院长樊建平看来，“几千只绵羊，不如几头狮子。华大基因青年人才就像是狮子，他们不该被一顶博士帽困住。”
记者观察：有什么学历就可以做科学家？相信很多人都能用一堆故事，证明这是一个伪命题。古今中外的历史，告诉了我们一个简单道理：人才是干出来的，不是评出来的。即便从操作角度考量，非要给人才设定一个标准，也不要忘记，给特殊群体一个特殊通道。
遵循科学发展规律把基因研究当成头等大事
美国把基因当成生物领域头等大事的消息，让汪建按捺不住了。
“21世纪是生物经济时代，基因研究是基础中的基础。”按照他的分析，“基因是一门大科学，能够改变人类的未来”，“如果中国不想掉队，就要遵循科学发展规律，各方面一起使劲”。
为了抢占国际基因研究制高点，中科院研究生院华大教育中心加紧建设，深圳市批准成立的华大基因学院开始运行，华大基因同时承担国家重任建设世界上数据最大的基因库。
在过去几年里，华大基因获得省市科技经费支持约2.9亿元，基因组等研究获得了科技部1.2亿元资金支持，但在汪建看来，“从国家层面讲，有些相关部委并不认同；华大基因还未获得体制内院所的同等待遇”。
“科研国家队是正规军，属于圈养动物，国家花大气力支持，我们不嫉妒。我们是游击队，属于野生动物，不出东西可以不理睬。可是，你数数看，我们做了多少事，难道真比圈养动物差吗？”
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会想起老朋友，美国海归博士王晓东，“晓东任所长的北京
研究所是中国科研机构体制改革的试验田，人才考核和待遇方面国家开了口子。对于我们这支由本土青年人才组成的基因研究团队，国家理应给予同等关照”。
在期盼“同等待遇”的日子里，华大基因副院长徐讯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研究热门领域的，通过人才评价的几率很大”，他不无苦恼，却也无可奈何。
在安慰这位得力助手时，汪建表示，“不发枪，不发炮，不发冲锋号，照样打得敌人满地跑。这事别往心里去”，同时，他也感慨，“这不仅是一个人才评价的事儿，更关乎中国未来发展。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战略科学家。”
他谈到了美国老布什政府的例子，“当年，老布什布局未来产业时，投了三四十亿美元。几十年过去了，你猜回报是多少？一万多个亿。你再看看国内，我们评选了那么多人才，投资了那么多产业，1∶100的回报有多少？1∶10的呢？”
对于“科学流行界”的说法，深圳光启研究院院长刘若鹏深有同感，“不少所谓的专家，对于新的研究领域并不了解，就开始议论你，给你归类，否定你。对于一些比较热门的领域，你在做什么，已经做了什么，还要做什么，他们没有调查，就做出了肯定的结论。这对于中国的未来是不负责任的。”
汪建认为，华大基因做到了“闯荡江湖”，“我们越来越相信，基因能够改变未来。希望相关部门放下既得利益，不要让固有体制困住人才的手脚”。
记者观察：支持谁，否定谁；先支持谁，后支持谁。相信，老布什政府的故事，能给我们以启示了。在科研领域做出这样的决定，自然应该遵循科研自身规律。这是人才价值的评判问题，更是国家未来的走向问题。明白了这件事，现行评价中的种种不公，自然早该歇歇了。人才是在合适的环境中干出来的。优化环境，人才就会不评而出。我们很高兴地了解到，国家973计划已经设立专题支持35岁以下青年科技人员申请基础研究项目。“小人物”正在得到关注。（原标题：他们靠什么打动了盖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