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工作的现状，广受各界忧虑。此前，《思想周刊》曾刊发《对基层科普的反思与构想》、《媒体科技传播的现状与思考》等文章，请科技传播研究者对我国科普现状展开探讨。更有学者指出，要提高科普的质量，须首先厘清科技传播、科学普及等概念的边界及其在中国发生、发展的历史渊源。
作为舶来品的西方科学技术，其引入、传播、普及等实践活动的形式和内容，百年来有它自身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就科普而言，已有不少学者提出，当前到了全面总结实践经验，进而在理论上构建“科普学”的阶段。
我们希望以历史为镜鉴，对未来科技传播或科学普及的发展提供参考。
■尹霖
对于中国科普（科技传播）实践及其理论研究的历史把握，可依照不同的认知水平进行阶段性划分。
最初，中国传统文化邂逅科学，我们开始了解、认识科普，此为中国科学文化逐步形成的“意识科普”阶段；随着对科普规律性的认知进入决策层面，我们开始理解科普，从而进入到政策和研究相融合的“认识科普”阶段；当前，科普理论已成为值得独立研究的主体，并不仅仅依附于实践而存在，由此也就进入了科普的“理论研究”阶段。
按其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我们尝试梳理出中国科普的整体发展脉络。
意识科普：科学融入传统文化
关于中国科普发展历程的研究著作或论文，有些会从古代讲起。古代先哲们家传身教、著书立说、设坛讲学，其中有一部分涉及知识和技能的传递，因而被看做是最早的“科普”创作实践。比如屈原所著的《天问》，一些学者就认为其中包含有科普内容。
然而，这些行为是否能称为“科普”，则需要进一步探究。因为对于“科普”而言，“普”字很重要，它代表了对于传播“面”和“量”的要求。
从历史分期角度来看，有学者将鸦片战争至新中国建立这一时期，归入近代科普，并将其特征总结为“嵌入性”。在这个阶段，“科普”并非一个独立领域，更多体现在“师夷长技以制夷”、“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等观念中。科普的发展“嵌入”在其他社会活动当中，在引进西学的同时，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当时，科技传播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知识分子希望通过科技传播，达到救国图强的目标。
从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吸收、接纳西方科学技术这一意义而言，中国科技传播萌芽于明末清初。由于在将宗教信仰传播到东方的过程中遇到了阻力，当时的西方传教士为了求得统治阶层的支持，便利用了一些辅助手段，如附带传播西方先进的农耕、医药、天文历算等技术和知识。这在当时的统治者看来，是有利于巩固自身统治地位的。于是，传教活动与科技传播活动便相辅相成开展起来。根据有关研究统计，自17世纪下半叶始的200年间，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译介的400余种书籍中，自然科学类占到总数的百分之三十，比例已不算低。且一直到晚清时期，对西方著作的翻译和出版都主要是教会出版机构的天下。
“洋务运动”是晚清政府面对内忧外患，为走出困境而进行的改良尝试。它企图借鉴西方通过科技发展带动工商业发展的模式，维持几近崩溃的清政府统治。在学习、传授西方先进生产技术的同时，知识分子提出了“格致”之学，希望通过考察事物背后的规律性，上升成对事物本质的理性认知，接近于今天我们所理解的“科学”概念。应当注意，“格致”的概念也经历了逐渐的演化，其早期只是体现于对器物和先进工艺层次的理解。
在“洋务运动”时期，科技传播的规模、速度以及传播内容的深度、广度，均比早期阶段有很大进步。科技书籍和报刊仍然是基本传播手段，清朝官办出版机构也开始介入，与教会出版机构并峙。
在“洋务运动”中晚期，对科技传播贡献最大的报刊是《教会新报》（《万国公报》）和《格致汇编》。其中，《格致汇编》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第一份专门的科普杂志。此时，较为突出的教会出版机构是益智书会，它编纂出版的一套系统较为完备的各学科教科书，到1890年已出版98种，比中国人自己编制的西式教科书早了近20年。这套书对此后同类教材编写的体系框架有着很大的影响。官办出版机构中，1862年开馆的同文馆最为有名，但其早期发展水平有限、规模不大、出版质量也不算太高。当时影响最大的官方译书机构应是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
值得一提的是，《格致汇编》提出的一些理念，在今天来看已与当代“科普”理念有很多类似之处。其办刊宗旨中写道：“一方面要促进探究的精神，一方面要在清帝国传播通俗实用的科学知识，它将为介绍已出版的科学译著服务，刊载科学课程的短篇解说和科学演讲，并作为本邦受教育人士问询、获取感兴趣的科学信息的中介。”可以看出，当时他们对科技传播的作用和意义，已有了清晰的定位。
19世纪90年代后，清政府的很多举措为大范围的科技传播提供了条件。比如，清政府开始意识到向日本、美国、欧洲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性；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改革教育制度，废除八股，增设特别专科；要求各地普遍设立中小学堂。此时的科技传播活动也开始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以传播科学为己任的各类科技报刊大量涌现；以学会、社团为组织形式的科学团体迎来成立高潮；科学小说、配图小说等新科普创作形式的出现，使得科学找到了新的传播载体。如此一来，“科学”逐渐成为全社会的热词和焦点。
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科普活动非常活跃的时期。当时，传播科学知识一方面作为反封建、反迷信、反盲从、反保守的思想武器；一方面则已上升为一种救国方略。在此阶段，中国科学社创办《科学》月刊，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有学者认为，中国科学社的建立，才可算作中国科普的真正开端，大范围科普必须依赖独立社团和自己的刊物。除此，当时的科玄论战、达尔文进化论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知识体系的挑战，引起了知识分子的极大争论，也导致了各方人士精神世界的革新。
在随后的战争时期，科普作为一种抵御外侵、增强自身实力的工具手段，因条件限制只能强调其社会实践。
认识科普：科普的建制化发展
与上述历史分期相对照，有学者将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科技传播活动归入“现代科普”，特征为科普进入建制化发展。一方面，专门从事科普的组织建立；另一方面，科普有了相应的政策法规。以此为后盾，科普开始快速发展。
科普最早在我国政策文件中有所体现，是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其中43条明文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奖励科学的发明和发现，普及科学知识。”围绕这一纲领性原则，1950年成立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科普协会”或“科普”）。直到1958年，“科联”与“科普协会”合并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中国科协”）。中国科协的基本任务是“密切结合生产，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运动”。在它的6项具体任务中，把学术交流和科学普及作为两个基本任务，明确规定要“总结交流和推广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和先进经验；大力普及科学技术知识；采取各种业余教育的方法，积极培养科学技术人才”。
对于“当代科普”时期的界定，学界并不统一。有学者认为，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可以作为“当代”的节点。从某种意义上，新中国成立后科普有进一步的作为和发展，应当是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后。从1978年到1990年前后，我国科普一直处于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系列与科普相关的重要政策文件和法规相继出台。1994年，中共中央会同国务院发布实施《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成为我国第一份专门的科普政策指导性文件。1999年，科技部、中宣部、中国科协、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2000～2005年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纲要》，成为又一份重要纲领性文件。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颁布，我国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科普法》的国家。
这一时期，国民科学素质提升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包括联合国、世界经合组织、世界银行、欧盟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先后制定各种政策建议，鼓励各国提升公民科学素质。同时，美国等发达国家也开始出台具体措施，倡导公民理解科学。
早在1986年，美国科促会召集上百名科学教育者和科学家，共同研究制定了《2061计划：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旨在使全体美国中学毕业生的科学素质在2061年（即1986年之后的下一个哈雷彗星回归年）达到全球领先水平。英国皇家学会于1985年发表了题为《公众理解科学》的报告，点明英国公众特别是未成年人对科学素质不够重视，并阐述了该现状的危险后果，提请政府加强科学技术教育和普及。
在上述国际背景下，中国科协开始着手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素质全面提升计划，拟借鉴美国的“2061计划”，制定符合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发展状况的“2049计划”。1999年该建议上报至国务院，得到批示，由科技部牵头，会同中宣部、教育部、科协等共同研究。然而，此事在几年内未获实质性进展。2003年，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制定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的工作得以重启。经过3年的努力，《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最终于2006年得以正式颁布。
通过对我国科普政策的研究发现，从1994年开始，各个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部门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尤其是《纲要》颁布之后，出现了一个高峰时期，这些相关政策法规共同构成了我国的科普政策体系。
一路走来，“科普”这一概念发展到今天，已经具有了比以往更加丰富的内涵。传统意义上，“科普”强调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普及，甚至时而缺失了对后两者的重视。而《纲要》提出的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科学素质”不仅注重“四科”，同样看重“两种能力”，即公民利用科学知识、方法、思想和精神，解决实际问题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
研究科普：地位与视角
虽然我国的科普实践已经历了较长的历史时期，然而从理论研究的视角来看，将其称为“科学普及”还是“科技传播”？它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些问题一直都没有定论。为了较为清晰地审视科普理论的发展历程，我们暂且简单化地将其分为科普学构建、对传统科普的反思以及公民科学素质主题研究三个阶段。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周孟璞、曾启治就曾在《科普学初探》一文中提出，经历了多年的科普实践后，应当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一门作为独立学科的“科普学”。他们给出了“科普学”的定义，阐述了科普学的研究内容应包含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前者如科普史、科普的组成元素和功能、科普的社会作用等；后者如各种不同类型科普实践活动应如何开展，应遵循哪些规律，掌握哪些方法等。在这之后，一些研究者兼科普实践工作者在《科普学初探》的启发和内容基础上，写出《科普学引论》、《科普学概论》、《科普学》等专著。事实上，关于构建科普学的尝试一直都没有停滞。
上世纪90年代，西方的公众理解科学思想传入，对我国学者产生了较大冲击。在译介、消化很多理论文章的基础上，形成了对中国现阶段科普的反思，并提出对我国科普认知的修正。一些学者提出用“科技传播”替代“科普”的概念，他们认为，“科普”更多体现了政府主导下的灌输式行为，不可能与受众有互动，而“科技传播”指的是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的双向交流。他们还指出，科学并非一定是“正确的”，科学越发达并不意味着对社会越有益，应当认识到科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关系，并在科技传播中教会公众判别科学的利弊。
自1992年起，我国开展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截至2010年已进行了八次。由此引发了对于“科学素质”的关注。2006年后，《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颁布。相关研究更是踊跃。围绕这一主题，有的研究传统强调要为调查实践服务，有的则对调查体系、出发点和目标提出质疑，反思如何能让调查更能真实反映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现状。
目前，中国的科普正在经历将现有理论研究加以积累、整合，并进行深化处理的过程，由于缺乏“具有足够弹性和开放特征”的科普理论研究体系和具体方法，这一领域尚有待梳理和深入。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由本报记者郝俊采访整理。）
《中国科学报》 (2012-05-21 B1 思想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