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效的杠杆
中国工程院院士闻玉梅一直对控烟十分积极。就在参与署名的抵制“烟奖”院士公开信发出不久后，她接待了一位澳大利亚教授的来访并和对方聊到烟的话题。
这位澳大利亚教授坦陈“十年前也抽烟的，但是后来就不抽了”。闻玉梅便追问原因。对方答道“抽不起了！”他介绍说，澳大利亚为了控烟，提升了烟草税利以抬高烟草价格。
现在澳大利亚的烟草价格约在90元人民币一包。这样的价格让许多人放弃了抽烟。
闻玉梅告诉《科学新闻》，在她看来，抬高烟草税价以减少消费量不失为中国控烟的一种选择。
目前，利用烟草税进行控烟已被国际上公认为是最有效的控烟手段。卫生部部长陈竺指出：国际经验显示，运用价格和税收的杠杆（提高烟税和烟价）并不会减少国家税收；相反，吸烟率会大幅下降，尤其是对价格敏感的青少年吸烟者可明显减少。
“但在中国，烟草税收目前几乎无法发挥杠杆作用。”中国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郑榕告诉《科学新闻》，2009年她曾任世卫组织无烟运动部税收政策顾问，并著有《烟草税在全球的运用及中国烟草税的调整》等报告。
郑榕向《科学新闻》解释，中国的烟草价格都是由国家烟草专卖局一家来确定价格。中国的烟草实行专卖制度，因此生产企业利润并不为外界所知，甚至税务机关也不了解。
与此同时，中国卷烟市场所具有的特殊性也给税收控烟带来困难。郑榕告诉《科学新闻》，中国有150多个品牌的卷烟，每个品牌从高档到低档的分布密集。一包香烟的价格从1.5元到200多元不等。
“卷烟的可替代性较强。一种卷烟提价，自然有其他卷烟替代，消费者总是可以找到替代的品牌，这样给控烟带来了困难。”她指出。
据介绍，目前中国有19个税种，大多数税种都针对烟草收税。最为重要的三种分别为：烟叶税、消费税、增值税。
其中，烟叶税为2006年农业税取消后留下的单独税种，此税针对烟草收购者收取20％税收，所得为地方政府所有，因此地方政府也有鼓励烟草种植的动力。
虽然烟草专卖制度给税收控烟带来难题，不过在郑榕看来，制定有效的税收杠杆仍然可以倒逼这一垄断性政策：“因为国家烟草专卖局的利润是一定的，如果不断的提升税率最终对其利润造成影响，还是可以逼迫其调整价格。而这种方法尤其在低档烟中有效。”她说。
郑榕告诉《科学新闻》，目前税收控烟的重点是低档烟，这样不但减少卷烟消费，且具有长久意义。因为在她看来，中国的控烟目标应该不仅仅是针对当代人，而是且还应该着眼于下一代。
此外，中国通过税收控烟的机遇将要到来。因为在2012年初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曾表示将对“消费税进行改革”。
消费税是针对有害健康、资源稀缺性、奢侈品行业专门征收，税收为中央政府所有。通常我们所说的调整烟草税，主要特指调整“消费税”。
打破僵局
在主角缺失的控烟舞台上，中国民间力量在逐渐觉醒，近年来，NGO成为颇为积极的力量。
“NGO在促进控烟政策制定和控烟倡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原院长、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克安如是说。
除了每年定期组织召开全国控制吸烟学术研讨会，中国控烟协会还成功促使民政部取消6家烟草企业“中华慈善奖”,上海世博局退还烟草企业2亿元捐赠，第十一届全运会退还烟草企业捐款。
然而，它们依然面临重重阻力甚至是公开非难。
2001年，时任国家烟草专卖局科技教育司技术监督处副处长的刘刚毅曾责难控烟组织：“国内的一些卫生组织在‘控烟’问题上，没有完全坚持国家利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负责任地制定了一些不符合国情、超越现实、作茧自缚的‘控烟法规’，使我国的烟草行业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特别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烟草行业的技术进步和竞争能力的提高。”
因为促成民政部取消6家烟草企业“中华慈善奖”和批评国内烟盒包装有违《控烟公约》，杨功焕在参加一次公约履约工作总结会时，被几位烟草公司的人公开非难，“当时争得厉害，一位国家烟草专卖局的领导扔过来一句话：杨教授你要经费我可以给你，你不必去拿国外的钱”。
“如果不控烟，中国的烟民可能不是现在3.5亿多了，我们拼命在做，现在仅仅打了一个平手，如果控烟事业被拖延，整个社会的医疗负担将十分沉重。”
杨功焕表示，“其实烟草公司是用错误的信息误导领导，似乎一控烟就会影响国家的经济，事实是，现在控烟并不会马上影响利润。加、美、澳、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表明，控烟只会使吸烟率每年下降1%，加上人口数的增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吸烟者的数量并不会减少，因为烟草是成瘾性产品，人群对烟草需求的变化有一个较长期限。这也恰恰给我们国家的烟草业有20~30年的时间，逐步实现产业转型；而这种转型和国家经济转型思路是一致的，一点也不矛盾”。
杨功焕认为，应采取有力措施限制烟草产业。如在现有的专卖体制下，对产业规模、投资、产量指标等进行严格控制；采用非价格政策、补贴和转产政策、贸易政策等多种政策工具及组合，组织和资助烟农转向替代性作物种植，或进入第二、三产业，或进入城镇就业；在过渡时期，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烟草业依赖较高的省区进行补贴等。
强有力的地方、部门法规也是成功控烟的有力推动者。陈竺曾公开表态，控烟难度再大也要推进。
2011年，卫生部发布了控烟部长令并建立了中国控烟与健康报告制度，每年公布烟草流行状况及其健康危害状况。其中，无烟奥运行动、无烟医院、无烟学校等活动，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此外，哈尔滨和天津分别在2011年8月和2012年3月推出了《二手烟预防条例》，操作性很强。在2011年联合国非传染性疾病高级别会议上，作为国内“控烟立法第一城”，哈尔滨市防控二手烟的禁烟范围、执法模式被世界各地专家誉为发展中国家控烟的“黄金标准”。
顶层设计的缺失，则是控烟界最大的担心之一。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建议:“国家领导人应当像关注艾滋病问题一样关注控烟，希望国务院常务会议也能研究控烟工作。”
（本文图片由美国癌症协会和世界肺健基金会提供。授权信息：Eriksen M, Mackay J, Ross H. (2012). The Tobacco Atlas, Fourth Edition. Atlanta: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and World Lung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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