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他们要给自己，也给科学一个机会：“我们既然已经走了这么远、试了100种方法，为什么不走得更远些，给第101种方法一个机会？”
李文辉面临的压力无疑是最大的。4年来，除了吃饭睡觉，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与HBV有关的事，以至于在与爱人聊天、陪孩子玩的时候常常走神。虽然目前陷入几乎无路可走的困境，但经验告诉他：科学探索到一定程度，就会进入一个盲区，跨过这个盲区，也许会找到通往成功的小路。他似乎隐约感觉到：他们已经到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伸手不见五指的前方，已出现微弱的光亮。
他觉察到了学生们的失望和焦躁。在一次集体讨论会上，李文辉说：“大家都清楚，我们在做的课题，国际同行已经做了40多年，肯定是非常困难、非常有挑战性的。所以，现在碰到的困难，是很正常的。前人和我们的研究已经表明，这个受体是肯定存在的，只是它非常隐蔽，躲藏在很难察觉的地方——也许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去过，只是没有发现而已。”
说到论文，他说：“论文固然很重要，但比论文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自己的学术能力有没有提高。我想同学们毕业的时候最重要的收获，体现在大家的能力上，体现在你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上——在这个过程中你到底学到了什么东西，这才是最重要的。只要自己的能力提高了，即使这次没有成功，但你今后肯定会有成功的机会。”
“李老师，如果最后我们找不到怎么办？”
“科学上的重大发现，都是经过一代甚至几代科学家的探索才完成的。那些没有成功的科学家，大家也不会忽视他们的贡献。如果我们大家已竭尽全力，找不到也无怨无悔。”李文辉话锋一转，“但是，如果我们就此放弃、最后让别人找到了，大家会不会后悔？”
他停了一下，说：“我们既然已经走了这么远，试了100种方法，为什么不走得更远些，给第101种方法一个机会？继续往前走，我们不会失去什么，只会进一步提高我们的能力。”
听完这番话，大家重新鼓起了勇气。经过相互交流、启发，团队不断改进“渔具”：对乙肝病毒表面一段特殊的氨基酸序列重新设计，把它变成受体最喜欢的“鱼饵”；在原来的“鱼钩”上加一个“倒钩”，防止狡猾的“小金鱼”逃脱；设计了一个单克隆抗体位点加在“鱼钩”上，为“鱼钩”上了“双保险”……
严欢用不断改进的“渔具”，继续不厌其烦地“钓鱼”，狡猾的“小金鱼”终于有动静了，并开始一点一点地浮出水面——
2011年10月10日晚，通过颤动的“鱼线”，确认了“小金鱼”所在“鱼群”；2012年1月7日午夜过后，在蛋白质组中心主任陈涉的帮助下，通过质谱鉴定，景致毅在多条外形很相似的“鱼”中找出了可能的“小金鱼”。
1月11日凌晨，初次验证结果表明，这条“小金鱼”很可能就是他们寻找了多年的乙肝病毒受体！
但是，这只是初步的结果，还需要进一步的可靠验证。此时已近年关，严欢、钟国才、徐广伟等人放弃回家过年，和李文辉夫妇一起，继续加班加点。
激动人心的时刻在1月27日的大年初五姗姗到来。这天晚上，李文辉走后，严欢继续在实验室工作。凌晨两点多，他得到了一个关键结果：把受体导入原来不能被丁肝病毒感染的肝癌细胞，结果实现了丁肝的感染！这，在世界上是第一次！
兴奋不已的严欢立刻给李文辉拨通了电话：“铁证如山，就是它了！”李文辉的反应没有他想象的那么激动：“应该没错。早点睡吧，明天还要继续。”
五
成功之后，年轻人说：“科研最大的乐趣，就在于在漫长、辛苦、枯燥的实验过程中，经历无数次的失败，承受屡屡的失望，享受偶尔的惊喜。”
严欢意犹未尽，又给李文辉写了一封电子邮件：我觉得今晚可能是睡不着了。对于我来说，科研最大的乐趣，就在于在漫长、辛苦、枯燥的实验过程中，经历无数次的失败，承受屡屡的失望，享受偶尔的惊喜。最后，在这激动人心的一刻体味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
让他没想到的是，李文辉很快回了邮件：是的，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幸福，但一生中只能体验有限的几次。
此时此刻，他同严欢一样，也毫无睡意。他心里清楚：这类验证通常需要两种方式：一个是功能获得验证，一个是功能丧失验证。严欢做的这次丁肝病毒验证，只是功能获得实验的一部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稍松了一口气的他们，又继续进行乙肝病毒的功能获得验证。乙肝病毒的功能获得难度相对更大,他们大胆尝试了多个方案，直到3月中旬，钟国才和严欢先后分别在不同的条件下，确定了乙肝病毒在原本不能感染的肝癌细胞上的感染。
同时，钟国才还和徐广伟等人花了几周时间，分别完成了在不同细胞上受体的功能丧失实验。
至此，他们分别从充分性和必要性两个方面，验证了NTCP是乙肝病毒和丁肝病毒的受体。
说服了自己，还要说服别人。在文章最后投出去之前，王晓东叮嘱李文辉：一定要把文章让邵峰看一遍。
另一个实验室的主任邵峰研究员，是国际病原感染领域的后起之秀，说话向来不留情面。他看完文章后，提了几个尖锐的问题：“这些你能不能解释？不能解释我就不信！”
李文辉不慌不忙，对邵峰提的问题一一做了解答。
为能让这个成果尽快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并被这个领域的学者所接受和认可，李文辉团队又夜以继日，做了大量的实验，补充了许多新的数据。
2012年9月6日，他们终于收到《Elife》杂志接收文章的通知。
李文辉算了算，从实验室开始工作到文章被接受，差不多刚好5年。
参加这场长达5年的马拉松比赛的，除了他、严欢、钟国才、徐广伟，还有16位队员，他们是：何文辉、景致毅、郜振超、黄屹、祁永和、彭博、王海敏、付立冉、宋梅、陈盼、高文青、任碧杰、孙银燕、蔡涛、冯晓锋、隋建华。
六
李文辉本来可以去有固定编制、可以捧铁饭碗的研究机构，但他还是选择了刚创办不久的北生所，“这里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全身心地做研究。”
人的一生最关键的选择，或许就那么几次。对于李文辉而言，最重要的一次，是选择北生所。
当年李文辉回国时，本来可以去其他有固定编制、可以捧铁饭碗的研究机构，但他经过权衡，还是选择了刚创办不久的北生所。
坐落在北京北五环以北昌平区的北生所，2005年底正式成立，是中组部、科技部和北京市政府等联合创办的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
北生所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全身心地做研究——这，不仅是李文辉自己的一人之见，更是所里科研人员的共同体会。
北生所实行的是长期稳定支持，实验室有固定的研究经费，室主任不用去花心思拉课题、跑经费。在课题选择上，实验室主任有绝对的自主权，所长王晓东都无权干涉。在考核上，实行的是每五年一次的国际同行评估，不必考虑每年必须发多少论文。这里实行的是科研至上，所有的行政、后勤人员都必须无条件为科研人员服务，办事效率极高——李文辉到北生所上班那一天，试验室就建好了，一周之内就开始了工作。
当然，北生所也有残酷的一面：如果5年之后通不过国际同行评估，实验室主任就得离开，实验室就得关闭。
然而，这里的人并不觉得残酷，因为他们都是真心喜欢科学、一门心思做科研的人；“追求卓越”是他们的共同理念，“加班加点”是这里的普遍现象。
“我们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必须要感谢北生所，特别是王晓东所长，他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尤其是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李文辉说。
当所里的其他实验室都在两三年发表了顶尖论文的时候，李文辉他们还看不出任何苗头，王晓东没有丝毫责怪、催促；当李文辉提出要花几十万建动物房，购买树鼩、建病毒感染模型的时候，他一口答应；在论文快完成时，他放下自己的工作，仔细核定数据结果，帮助定稿……
“我看好李文辉，主要基于两点。”王晓东告诉记者：一是他有这个能力。他在哈佛医学院已经做过SARS病毒受体等漂亮的工作，来北生所之后，我和他谈科学上的问题，发现他对专业领域内的研究理解得非常清楚。二是他工作非常投入，周末很少不来上班的，有时候凌晨两三点了还在实验室。
“既然他这么坚持，那我就一定要支持到底。”
“您就没考虑过身为所长的风险？”
“他们如果做不好，实验室就没了。”王晓东不假思索地说：“我的风险跟他们比，算得了什么？”
冬日里的北生所像往常一样安静，李文辉他们仍像以前一样忙碌。“我们此前的成果好比打开了一扇门，还有更多未知的问题在前面等着我们。”他告诉记者，他们的梦想，是尽快帮助研发出有效的新药物，造福乙肝患者。
这，又是一场不知道终点在哪里的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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