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按照研究所的章程，只有5年时间，如果做不出来，实验室就得关门。所长问：“你一定要做这个最难的课题吗？”
北生所所长、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至今记得2007年10月底，李文辉刚到研究所时他俩的一段谈话——
“我可以做点容易的东西，这样的课题很多，也容易发表论文。但我想做HBV受体，这是这个研究领域最难也是最亟须解决的问题，但很可能做不出来。”
“我一贯支持大家研究最有难度、最有价值的科学问题，但也要考虑研究所的章程——5年必须通过国际同行评估。如果5年之内做不出来，你的实验室就得关闭。你一定要做这个最难的课题吗？”
“不管那么多了，我就做它了。”
李文辉之所以这样毫不犹豫，缘于他早年的一段实习经历。
1993年，他在兰州医学院预防医学系上大四，被分到附属医院的传染病科实习。那时传染病科主要的病人就是乙肝患者，李文辉每天上午跟老师查房，病人痛苦而无助的表情深深地刺激着他。更让他难受的是，因为倡导保护性医疗，老师告诫他们：即使知道肝炎会发展成肝硬化、肝癌，也不能把这个真相告诉患者！
一次，李文辉耐不住一位患者的恳求，把真相告诉了她。老师知道后，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从此，无论是在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念硕士，还是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 读博士，李文辉念念不忘当年的情形。他想：中国的乙肝患者这么多，而又缺乏有效的药物，我们应当去面对它、解决它！
2001年，李文辉到美国哈佛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从事艾滋病病毒（HIV）研究。2003年初，当他从新闻中得知国内SARS病毒暴发的消息后，心里非常焦急。在实验室主任的支持和带领下，李文辉和在哈佛医学院工作的其他同事，包括妻子隋建华，很快投入到SARS病毒相关的研究中去。经过半年多夜以继日的奋战，他们关于SARS病毒受体的论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让同行刮目相看。
SARS病毒来去匆匆。随后几年，他继续从事HIV等病毒的研究。但在内心深处，他想的还是HBV。2007年秋，已可独立申请课题的李文辉跟爱人商量：“我要回国，研究HBV受体。”
“只要你自己考虑清楚了，我支持。”隋建华想都没想就同意了。因为，无论是她还是他，当初出国就是希望能开阔眼界、提高本领，然后回国做点有意义的事。何况她更知道：研究乙肝病毒是丈夫始终的心愿。
由于当时隋建华在哈佛医学院还有课题没有完成，李文辉就告别爱人和刚出生三个月的孩子，一个人回到北京，加盟刚创办两年的北生所，向心中的目标进发。
当然，他并不是不知道做HBV受体研究的挑战性。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国外的科学家就发现了HBV。40多年来，全球多个知名科研机构的顶尖科学家都在寻找HBV受体，各种学术期刊上也发表了多篇研究文章，对HBV受体提出过种种猜测。但随后的研究表明，迄今所发现的这些受体分子都不是HBV感染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功能性受体分子。即使是相对容易的丙肝病毒（HCV）的受体，也是由国际上的几个顶尖实验室，花了十几年时间先后有一些突破的。
李文辉深知：他虽然做过HIV的相关研究，并曾成功找到SARS受体，但做HBV受体必须从零开始，而且难度极大、风险极高：很可能劳而无功，也有可能被国际同行抢在前头。
“只要这个课题有价值、有意义，就不该怕困难和风险。”他想。
三
4年过去，神秘的乙肝病毒受体还没露面，团队成员开始怀疑：“是不是这个受体根本就不存在？”
新建的实验室，新招的学生，新的未知领域。作为实验室主任，李文辉既是教练员、又是运动员，既是导演、又是演员，带领一群新手开始了有可能看不见终点的马拉松。
面对这个国际同行研究了40多年没有找到的受体，李文辉没有一上来就直奔主题，而是和学生们一起，耐心细致地搜集国内外已发表的有关论文，认真学习梳理、辨别真伪、分析方法，总结经验教训。同时，密切跟踪国际上的最新进展，寻找可能提供启示的蛛丝马迹……他告诉学生：千万别认为这样做是浪费时间，只有熟知前人所做的工作，才能打牢地基，避免多走弯路。
在感觉差不多的时候，在北生所的支持下，李文辉购买了两只树鼩，学着把这种外形酷似松鼠的灵长类小动物养活。
原来，此前中外科学家的研究表明，树鼩是除人类和黑猩猩以外唯一能被HBV感染的物种。为此，李文辉团队仔细观察树鼩的生活习性，在闹了不少笑话之后，终于使这种既害怕声响、又害怕孤独的聪明小动物“健康成长”了。然后，从它们的体内取出肝脏细胞，进行体外培养，建立研究HBV的体外感染模型。在北生所高通量测序中心蔡涛博士的帮助下，建立了树鼩肝细胞的基因表达图谱；再用质谱分析树鼩肝细胞里的可能相关蛋白质……
树鼩肝细胞感染率不高、模型系统不稳定、图谱分辨率不够……这些琐碎的细节问题，让大家头疼不已。但李文辉从来不急不躁，而是不厌其烦地指导学生不断重复操作、改进手段，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这些基础但十分重要的工作，花了团队整整3年多时间！
到了2011年初，决赛开始了。
等待他们的困难，难得令人抓狂。
想象一下吧：乙肝病毒的直径只有40纳米，几乎是最小的病毒。在几万倍的电子显微镜下，负责乙肝感染的病毒蛋白看上去像一个大脑袋、短柄儿的毒蘑菇；它镶嵌在病毒包膜上，短柄儿前后4次跨过细胞膜，在病毒中极为罕见。
树鼩肝细胞表面的受体也与众不同。这个受体本身就小的微乎其微——肝脏细胞只有放在几万倍的电镜下，才能用肉眼看到，而如果把1个肝脏细胞比作摩天大楼，其表面的受体只是上面的一扇小窗子。而且，这个受体跨膜多次，露在细胞膜外面的只是极小的部分，对分离鉴定、功能检测造成很多困扰。要在为数极多、大小和外形都相差无几的窗口中找到那个病毒钻进去的小窗子，谈何容易。
深知其难的李文辉反复思考，对传统的实验方法和手段进行了独创性的改进，兵分两路：一路是严欢带队，用“鱼钩”钓；另一路是钟国才带队，用对比排除的办法筛。结果，几个月过去了，两路人马均无功而返。
从2011年6月到9月，严欢日夜守候，记不清“钓”了多少次，但“钓”上来的，不是“海藻”，就是“海草”，不是想象中的大鱼。他沮丧之极，甚至萌生了放弃的念头。
钟国才筛查了4个多月，从2万多条“小金鱼”“筛”到了60条。但随后的验证表明：他一心想要的“小金鱼”难以确定，也有可能漏网了。
他陷入深深的怀疑之中：是不是这个受体根本就不存在？！
时间，已过去了整整4年。严欢临近博士毕业，钟国才的博士后工作也要结束——他们还没发表过一篇论文。
放弃还是继续？这的确是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