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玲
6月上旬，与被喻为“举国大考”的高考同样受到高度关注的，是南方科技大学45名在校生的“集体拒考”事件。去年年底，筹建多时仍未获招生资格的南方科技大学宣布“自主招生、自授文凭”，并绕过高考招生体系，举行了首轮自主招生，遴选出45名年龄不等、天资优秀的学生进入该校学习。这些“教改实验对象”获得了由南科大提供的高额奖学金，直接绕过高考和高三教学，今年3月进入南科大开始其大学学业生涯。5月27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表示，教育部支持南科大的教改探索，但任何改革首先要坚持依法办学，要遵循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
有分析认为，教育部此言意味着南科大这45名学生必须回校参加高考——尽管他们已被招录为“大学生”。由于南科大至今仍只是被批准筹建，尚未获得招生资格，从理论上讲，南科大这批“教改实验对象”的身份仍是中学生，其“大学生”身份要想被“正名”，必须参加全国统一高考。但南科大校方表示，高考期间学校将正常上课；这45名学生则在网上发出了拒绝参加高考的公开信，在6月7日、8日两天，也确实无人进入设在南科大校园内的高考考场参加考试。南科大学生的“集体拒考”被广为报道后“一石激起千层浪”，迅速引发了关于自主招生、人才培养、去行政化等高等教育改革话题的热烈讨论。
依笔者拙见，对于南科大学生的“集体拒考”，我们不必大惊小怪。其实，早在南科大宣布从全球范围招聘和遴选校长、富有改革精神并最终应聘的朱清时校长宣布要在深圳建立中国的“加州理工学院”那一刻起，我们就应该预料到南科大改革将对传统高等教育体制各种可能的“刷新”，当然也包括对我国现行高考招生体制的“抗拒”乃至突破。朱校长认为南科大实验的核心内容就是自主招生、文凭自授，如果让学生回去参加高考就是让所有人回到体制内，这样的实验便会失去意义。然而笔者认为，学生是否参加高考并非南科大改革试验的核心，学生不考与考都有充分的理由。对于这一拒考行为，我们只有以平常心看待，才能给南科大这一正步履维艰却难能可贵的“试验品”以更大的改革空间。
先来看学生不参加高考的理由。众所周知，落实和扩大办学自主权是我国近20年来一直努力的目标与方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明确规定，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是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招生自主权正是高校办学自主权的一种体现，既包括高校在统考框架下进行自主招生的权利，也包括自主实施考试的权利——高校作为具有法人资格的办学主体，完全应该也必须有自主实施招生考试的能力，至于愿不愿意自主施考则是另一回事。既然政府鼓足了勇气又花费不菲的成本进行南科大的改革试验，南科大也有进行自主招考的强烈意愿，并愿意为自己的招考行为承担责任，为何不让这所处于经济特区改革前沿的全新大学进行“特校特办”的改革尝试？
《纲要》还指出，要完善高等学校的招生录取办法，建立健全有利于专门人才、创新人才选拔的多元录取机制；对特长显著、符合学校培养要求的，依据面试或者测试结果自主录取；高中阶段全面发展、表现优异的，推荐录取。南科大首届45名学生是从中科大少年班、深圳各知名中学推荐生、人大附中推荐生、相关科研单位联合培养生、自荐学生中认真遴选出来的。以南科大的谨慎态度和社会高关注度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可以认为这首届学生要么是特长显著者、要么是全面发展表现优异者，都符合《纲要》所提倡的自主录取或推荐录取的对象。既如此，为何非要他们参加高考呢？据悉，深圳市政府为了吸引学生参加高考而向其许诺：高考前随时可以报名；在南科大校内特设考场，无须回原籍参加考试；高考分数不对外公布，不管考多少分，学生依然可以就读于南科大。对于高考这样一个政府主考、全民关注的严肃选才制度，深圳市政府出于“引诱”南科大学生参加考试的目的却随意变更规制，显然是对高考权威性与严肃性的亵渎与伤害。这样的“伪高考”不参加也罢。
再来看学生参加高考的理由。固然，招生自主权是学校办学自主权的重要表征，但自主招生并不见得一定要自行施考。高校选拔新生主要的参考依据是学生在中学的基础知识与基本能力，基于考生规模数量接近一千万之众、升学人情困扰十分严重的国情，统一高考显然是最经济、公平的选拔方式。正是由于统考相对于各校单考具有明显的规模效益与社会效益，既公平又具有可比性，依据统考成绩进行招生也是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共同做法，例如美国高校招生实行SAT、ACT等统一考试，英法等国实行统一会考，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也都采行统一学能测试等，甚至连一向实行高校单独招考的俄罗斯，从2001年起也学习中国试行统一高考，以提高招生考试的效率与公平。可以说，统一高考是符合我国国情、文化、历史传承、社会心理的选才办法，在当今中国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对于南科大而言，如果他们愿意，完全可以结合统一高考成绩、面试及其他各种材料等来综合评价和选拔新生，参加高考并不会影响其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各种新锐的改革尝试。
南方科技大学的改革勇气殊为可嘉，学生面对被体制隔离可能带来的将来深造或就业等方面的种种困难，其淡定与自信也令人敬佩。对于处于改革攻坚期的我国高等教育，缺的正是这样的勇气与自信。笔者认为，政府对于南科大改革应给予更大的空间，而不是在“考与不考”这个并非核心的问题上加压；媒体对于南科大改革在关注的同时，应适当给舆论降降温，避免使之因处于“风暴眼”动辄得咎而承受更大的压力；公众对于南科大改革则应葆有平常心与宽容度，以开放、冷静与理性来助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走向深化与多元。
(作者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科学时报》 (2011-06-24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