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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研究生发布中国食品安全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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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零成本工作 统计数据触目惊心 |
评选中的“达尔文奖”
在网站上，吴恒还设立了一个专题，评选“中国食品达尔文奖”。他给出了10个候选名单，发动网友为最恶心的食品安全事件投票，奖金为人民币1.4元，将颁发给首家曝光该类食品的新闻媒体。他笑称，这是取自“一块死”的谐音，如果食品安全危机继续下去，只能走向共同灭亡。
“达尔文奖”得名于美国的温迪·若斯科特，这位《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不断搜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类故事，其评选的“达尔文奖”旨在纪念这样一些“笨死的人”：“他们通过愚蠢的方式毁灭了自我，大义凛然地把自己从人类的基因库中永远抹去，从而保证了人类长久的繁衍。”
吴恒认为，自己评选出的有毒食品制造者，也正是那些试图以在食物中下毒这一愚蠢的方式毁灭自己所在民族，大义凛然地致力于把自己的民族从人类基因库中永远抹去，以保证剩下的人类长久繁衍的人。
对话吴恒：对食品制造业应“有罪推定”
记者：项目运行中遇到过什么困难吗，与参与项目的其他志愿者合作有何感受？
吴恒：没有遇到过任何困难，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除了花的时间太多，没空陪女朋友。本次调查，除我以外的34人中，只有5人与我在现实世界中有过面对面的交往，而且他们全部是通过网络获知这次调查的，可以说这是一个只会发生在互联网时代的故事。每个人的公益心和时间是有限的，但互联网的奇妙之处在于它可以把这些聚集起来，积少成多，完成一个人在现实世界中不能完成的事情，再反过来影响现实世界。
网站的技术支持全部是由IT人士小白一个人完成的，他平日工作本已很辛苦，只能在下班后用自己的休息时间来一点一点写代码、建网站。此外，有的同学马上就要答辩了，有的同学自己的工作本身要加班，但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与，还有同学电脑都快崩溃了，还坚持工作，大家付出的努力都让我很感动。
记者：花时间做这个调查，希望达到什么目的？
吴恒：目的就是广而告之。因为只有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群策群力，下情上达，事情才有改善的可能。也许这份调查报告一如此前的诸多新闻报道一样，似在湖心扔下一粒石子，激起了几片水花，但随后恢复平静，像什么也没发生。这种结局对我来说，并不会觉得太有所谓，我曾努力过，就已足够。很多年后回顾时，我可以坦然地告诉自己，当我们面对有毒食品的威胁时，我曾力所能及地和我的朋友们一块儿做过点什么。
我不能去告诉每个人，我也没有“破开铁屋”的能力，但至少我尝试着叫醒那些熟睡或装睡的人，让他们注意到这件事情的严肃性。因为我想，如果醒的人多了，也许他们能聪明地想出办法。最后的解决不可能是民间能够完成的，必须有政府的作为才能改变现状。我想引起周围的人注意，或者读此报告的读者中有一二人将来有机会成为政策制定者，能以“身在公门好修行”的心态来应对针对普通民众的食品安全危机，这是功德无量的善举。
记者：对于调查结果，还有什么问题和缺憾？
吴恒：我是按照新闻报道数量来做的统计和分布图，但以此推测问题的严重性，还需要进一步推敲。北京、上海等地的媒体特别多，其他地方也不排除未被报道的可能。不过，至少报道出来的都是真的，以我们的能力，也只能按照被报道出来的统计。
而且，调查期间，得知关于“牛肉膏”的有害程度已有相关辟谣，体现出我们还有不够专业的地方。但我并未因此放心，我觉得对食品制造业应该一直持有“有罪推定”的态度：厂商既然连食品种类都能作假，又如何保证他们使用的添加剂、生产环境是合格的？合格的牛肉膏可能无害，但如果奸商们使用的是来自黑作坊的呢？曾有一种添加剂在欧洲通过了，但在美国，就被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名检察员卡住了，只因为这个普通的检察员的努力，使得美国人幸免于难。
记者：经过一个月的调查、统计及思考，对我国食品安全现状如何评价？
吴恒：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是最坏的时代，是因为各种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是最好的时代，则是因为这些问题都被报道出来了。我对我国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很有信心。知情权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事情不怕发生，只怕发生后我们不知道。正如一百多年前，罗斯福总统读到那篇调查报道，才有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诞生。而我国记者目前写的揭露食品安全的报道和读者受众也不比美国差。事情被曝光的越多，表示这个地区的形势越黑暗，但前途也越光明。
记者：在我国，食品安全的沦落除了制度上的原因，还有历史、文化、信仰缺失的问题吗？
吴恒：信仰缺失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不能把所有原因都归结到一个民族丧失信仰上，也不可能通过一代人、一个世纪就能恢复信仰。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本来就起步晚，2009年才出台《食品安全法》，美国的监管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以史为鉴，我们应该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曾有一好友说，她妈妈很长时间以来都是在清真肉铺购买牛肉，那里的牛肉肯定没有问题，“因为他们有信仰”。对此，我深以为然，这是一位聪明的母亲。目前就我所知的资料，真没怎么见到清真食品出问题的新闻。那位好友的母亲似乎也一语道破了天机。
不过，即使是在清教徒建立的美国，一个世纪前，食品安全也一塌糊涂，最后也不是通过宗教，而是通过食品安全法来解决问题的。我们不该把一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食品安全沦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是因为民众缺乏危机意识，是因为我们没有健全惩恶扬善的制度。
记者：对我国食品安全危机状况的改变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吴恒：在我看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形势严峻的主要原因是意识与制度：公众的危机意识与食品产业的管理制度。我目前为止能够想到的使摩擦更小的方式，一是引入惩罚性赔偿，增大对企业的处罚力度，处以巨额罚款，三鹿的赔偿方式就太轻了，不具有杀鸡儆猴的效果。二是要强化行政问责制，出了问题必须严格追究领导责任。
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在对比过不同国家的状况后，我特别希望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能少一些“中国特色”，多一些“国际惯例”。人微言轻，好在互联网时代，不管是行为模式还是思维模式，都和以前不一样了。只有当大多数人都意识到自己在“易粪相食”，意识到应该把有毒食品“掷出窗外”时，我们才能离“达尔文奖”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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