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西安交大原教授李连生等人因学术造假，被撤销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项目。这是我国首例因学术造假被撤销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项目，此事再度引发了人们对学风问题的追问与探讨。
对话北京大学
张颐武教授，他并不悲观——现状并没有想像的那么糟糕，过度愤世嫉俗与悲观失望只会使我们失去解决现实问题的愿望与信心；他寄望于未来——重要的是让年轻人知道，学风不正不是大不了的事情，而是天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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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追问学风问题时，不要带着过度焦虑的情绪
解放周末：近年来，学术不端事件屡屡见诸媒体。不久前，西安交大原教授李连生等人因学术造假被撤销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项目的事件，再度激发了有关学风问题的追问。身为一名学者，您认为今天的学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张颐武：这几年来，学风问题一直不断地被人们追问着责问着。我发现，最近人们对此的焦虑加重了，使人产生一种感觉，好像学术不端的事件出现了爆发性增长。实际上，我们这个时代的学风问题可能并不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多。尽管在这方面没有数据上的统计和比较，但如果我们去关注一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相关的回忆录和史书，会看到许多相似的事情。自有大学这样的机构起，学风问题就已然存在了，就好比有了游戏规则，就会有人钻空子。
解放周末：在您看来，今天的学风问题并非人们想像的那般严重？
张颐武：问题是严重的，但并不像有些媒体所说的那样耸人听闻。现在一讲到学风，人们常常会用到“今不如昔”、“学风不古”这样的字眼，认为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如何高洁，对于学问如何孜孜以求，而今天的知识界如何堕落。可是看看当时人的记载回忆，也有相当多的荒唐事。我们若去读一读民国一位大学者的日记，会发现其中有很多篇幅涉及如何追求女生。在钱锺书先生的《围城》里，知识分子也有不少令人瞠目的不端行为，像三闾大学里的种种奇形怪状，在那个时代并不少见。所以，今天我们在追问学风问题时，不要带着过度焦虑的情绪。
解放周末：不容忽视的是，在中国的一些大学已然拥有上百年历史的今天，学风问题却变得前所未有的显而易见。
张颐武：我想主要是两个原因造成，其一是公众监督的力度大大增强，其二是近年来中国高校总数的迅速增长。
如今，在学界和公众之间已经没有了不可跨越的万里长城，学界内部的事件也会成为公共话题。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披露，也不再仅仅局限于专业的学术媒体，大众传媒纷纷介入，博客、微博这样的网络“自媒体”也参与进来。各种媒体的传播，使得学术不端行为的社会公众知晓率大大上升，从表面上看起来，密度就比过去大。
解放周末：那么，您认为这种“被知道”有意义吗？
张颐武：意义巨大。任何一个专业领域都需要公众的了解和监督，这种他律是必不可少的。过去学界主要依靠学术机构内部互相监督，但同行之间多少会有所忌讳。我认为，公众监督正日益成为学术打假的一种有效路径和力量。
与此同时，这些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高等教育得以大规模发展，不少大专、中专升格为大学，学术研究机构也快速壮大，整个基数大大增加，那么出现学术问题的绝对数自然也会增多。而且，一些院校新近升格为大学，迫切地渴望多出科研成绩，这个时候就更容易出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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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学风问题本质上还是人性使然。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心术不正的人，学界也不能例外
解放周末：鲁迅先生在谈到学风问题时曾说：“学风如何，我以为是和社会情形相关的，倘在山林中，该可以比城市好一点。”目前弥漫社会的浮躁风气是否也在很大程度上对学风产生了负面影响？
张颐武：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这样一个时期，各种利益关系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人们的价值观和对于事物的判断、评价标准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的浮躁风气必然会对学界产生影响。同时，学界本身也正步入打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变革时期，尚有一些制度和规范待商榷、待完善。
不过，说到底，学风问题本质上还是人性使然。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心术不正的人，学界也不能例外。
解放周末：也就是说，学术与心术有关，学风不正源于人心不正。
张颐武：钱锺书先生在1946年致信当时《观察》杂志的主编储安平先生时曾提到，浪漫主义者误以为物质文明能使人性堕落，不知物质只是人性利用厚生之工具，病根在人性，不在物质文明。
解放周末：将学风问题一股脑地归咎于学术土壤的变化，亦是不合理的。
张颐武：确实如此。我们不难发现，在人类的文明史上，科技层面的进步与发展突飞猛进，尤其是近百年来日新月异，但人性的长处与问题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技的精进而产生太多变化。就如钱锺书先生所言，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物理学》如今已少人问津，但他的《伦理学》至今仍开卷有益。
解放周末：如此说来，学风问题是一个古今中外凡有学术研究之处，就无法逃脱的现实问题？
张颐武：是这样的。所以，国际上不断健全和完善的学术规范体系，正是用以应对学风不正的问题的。当然，对学风不正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要分层次来讲。第一个层面是学术失范，涉及治学的规范问题。其实，中国的学术规范是这些年来才开始强调和建立。改革开放之前，国内学界相对比较封闭，对国际上学术共同体的一些规范和共识还不太清楚，过去学者写文章甚至以没有注释为荣，因此现在及以前的几代学人在学术规范上大多是有“原错”的。
解放周末：对这些非主观性的学术问题，可以给予一定的宽容和谅解。
张颐武：但对另两个层面就不能讲宽容了。第二个层面是学术不端，包括抄袭、剽窃等；第三个层面则是学术腐败，如权学交易、利学交易等。这两个层面涉及的不只是规范问题，而是已经触及到学术价值、学术道德的底线，没有任何辩护的余地。今天，公众对此的监督力度在不断加大，学界也一再强调要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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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学术造假的代价，正是对后来者最好的警示
解放周末：我们不难从媒体上获知，“重典”之下，学术不端事件仍变得越来越荒唐，甚至一再挑战公众的承受力。为何会出现如此极端的情况？
张颐武：离谱就离谱在确实有个别学者造了假还能获得巨大的利益，而且长期受到保护。
爱因斯坦将学术研究者分为三类，一类是为学术而学术者，这是学界的向往；一类是功利主义者，将学术研究作为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第三类是智力游戏者。我们现在见到的极端个案多是功利主义者，他们将学术研究作为饭碗和跳板，有些人甚至将学术成果当作向政界、商界华丽转身的“晚礼服”。为了这些目的，他们不惜一再降低道德底线，最终走上剽窃、抄袭、腐败的道路。
解放周末：对一些极端的产生，学界本身也难逃其责吧？
张颐武：一方面，过度“量化”的考核标准无形中起到了助推作用，另一方面，在学术共同体内部有时候已经发现问题了，但出于“家丑不外扬”的社群心理，袒护了个别学者的不端行为。
解放周末：学术共同体的缄默实际上伤害了公众的知情权，尤其对某些名不副实的广受公众关注的“明星学者”而言，这种沉默尤为可怕。
张颐武：在有学者触犯底线时，学界的责任毋庸置疑，学者应当有捍卫学术尊严的勇气，但这对公众也是一种提示——首先，不要一抓到学风败坏的学者，就将其所在的学术机构贬得一文不值，这样反而会使得学术机构在曝光学者学风问题时畏首畏尾，失去坦诚，甚至和公众玩起“躲猫猫”；其次，不要因为站出来打假的学者与被打者之间存在私人恩怨，就鄙斥其行为，要知道，在学术论文和著作数量如此之大的今天，如果彼此之间毫无瓜葛，一般不可能去细查别人的问题。
解放周末：只要被查出“硬伤”，不管是谁查为何查，都是一次有效监督。
张颐武：在对学者进行监督的过程中，我们还会发现，一个学者做了再丑陋的事情，如果他没有知名度，是很难引来公众与媒体的舆论谴责的，更不会形成公共议题。而对于“明星学者”，他们本身非常依赖在公众当中的美誉度，他们一旦出现严重的道德瑕疵，被曝光时承受的打击也会更深重。
解放周末：从公众那里获取的越多，偿还的也越多。
张颐武：对，也因为他们对后辈学者和年轻人有着示范效应，这种道德失范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很大。而对这些知名学者而言，一次造假可能意味着断送未来的学术生命，代价也就极其高昂。不过，提高学术造假的代价，正是对后来者最好的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