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0月3日，诺贝尔委员会公布了2011年第一个诺贝尔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由于9月刚刚获得有“诺贝尔奖风向标”之称的拉斯克医学奖，不少人对屠呦呦和她的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尽管未获诺奖，但青蒿素获颁国际医学大奖，仍然在中医药发展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本报记者 张赋兴
争议背后的共同目标
屠呦呦获拉斯克奖的消息传出后，社会上马上掀起了一场争论。青蒿素获成功能否体现中药的价值成为争论的焦点。
方舟子撰文从青蒿在中药中的概念、关于疟疾治疗的历史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意在说明青蒿素的成功与中药并无关联。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常存库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青蒿素的研究只是依据中医对青蒿的一种药效记载进行探索，没有触及传统中药学的核心学术内涵。因此，“青蒿素对推动中药学整体进步意义有限”。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李连达则认为，从形式上看，青蒿素经过了纯化提取、人工合成，确实具有化学药的特点。但它来源于中药、发展于中药，更多的是体现了中药的现代化。
“西药研发的特点是高通量筛选。每种西药都要从几十万个化合物中盲目筛选，碰到合适的就深入研究，像抓彩票一样。而中药不是盲目的，是根据古人和今人的经验，有目标地进行优选。来源不同是中药和西药的最大区别。”李连达告诉本报记者。
这种观点与另一位中医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陈可冀不谋而合：“青蒿素应该算是中药，而且应该称作现代中药。”
“中药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走向科学化、现代化的时候。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分析中药中的有效成分，已成为中药研究的本职工作。”陈可冀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现代中药的一个课题就是要弄清中药在临床上的用处、能解决什么问题以及其物质基础是什么。
其实，在李连达看来，关于青蒿素是不是中药的争论本身并无太大价值。“东西方医学的核心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治病救人。大家更应该把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个目标上来。”李连达强调。
中药标准化之路漫长
常存库指出，中医药争议的核心问题是中医药学虽有价值，但是没有取得科学形式，其理论说不清临床效果的道理。“就中药而言，只有药效记载可供实证研究，而其性味、归经、升降浮沉、功能等理论与药效都存在实质错位和逻辑不对应的问题，无法进行实证研究。”
但青蒿素的案例似乎又为中医药的实证研究带来曙光。以现代医学为规范的科学化、标准化将成为中药未来发展的核心工作。同时，这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李连达介绍，中药原料药约有12800种，中成药约有1万种。“要实现中药药效的标准化，从生药、原料药、提取物、半成品，直到成品，每个环节、每个方面都要做，绝不是三五年就能完成的事情。”
陈可冀指出，按照科学的要求，很多药都要作药物代谢研究。比如一种药吃下去，24小时排泄掉，就要每24小时补充一次；8小时排泄掉，就要每8小时补充一次。药物代谢涉及到药效、毒理等很多方面内容。
同时，中药中最有特色、被广泛使用的复方，由于存在药物间的交互作用，在每一味药的标准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其标准化更是显得格外遥远。
李连达建议，开始阶段，中药标准化应该首先筛选出一些新药，或者先重点做老药里面效果最好的一些药。“要有选择、有重点地推进中药现代化。”
陈可冀还指出，中药标准化做到见效这一步，还没有走完。后续的耐药性研究也是现代中药研究的重要内容。
屠呦呦在美国纽约领取拉斯克医学奖时表示，希望通过获奖引起大家关注，抓紧对青蒿素药物耐药性问题的研究。尽快找出防止青蒿素和其衍生物药物耐药性产生的办法。
她指出，当初寻找青蒿素新药就是为了对付抗药性疟疾治疗。如果青蒿素类药物使用不当而滥用或作为不合理地预防性使用，很有可能会加快耐青蒿素药物疟疾的出现。现在非洲和亚洲一些国家将治疗性药物用作预防性药物使用，一旦耐青蒿素药物的疟疾出现并爆发的话，那人类又将面临着一场灾难。
未来主基调是合作
“研究中药复方，首先需要生药鉴定，要靠植物学家；分析里面的成分，要靠化学家；找出作用靶点，要靠药理学家；进行毒理研究，要靠毒理学家；临床效果验证，要靠临床医生。”陈可冀指出，多学科交叉合作已经成为现代中药研究的必然选择。
李连达则对此给出了一个更形象的比喻：“就像一场战争，海陆空各个兵种，能上的都得上。”
除学科交叉合作外，加强与西方国家的交流，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手段，也是未来中医药发展的必经路径。
“毛主席当年讲过，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必须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才能健康地推进中医药发展，挖掘出好的中医药成果。”李连达说。
追根溯源，受文化影响，中医和西医历史上就有差异。西医从古罗马时代就开始重视实验、解剖和分析；中医则受儒释道文化影响，比较强调整体、重视综合。
“有些人老是说中医不能学习西医，不然就被西化了。那我们为什么现在不穿长衫马褂了？实际上中医和西医各有优点、各有不足。临床治疗上我主张中西医结合，要优势互补、互相补充。”陈可冀一直在努力推进中西医的结合。
屠呦呦也表示，中国有中医药研究的基础，但与国际合作研究，会补充我们的不足。通过建立一个合理的激励机制，推进中医药研究不断创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中医可以做得更好。“我非常愿意呼吁中国与国际医学届合作开展中医药研究。”
中医药科研体系需“量身定做”
近些年来，中国整体科研环境导向偏向于写文章、出成果，中医药研究受到颇深的影响，李连达对此不以为然。
“治病救人才是医学研究，特别是中药研究的终极目标，与这一目标有距离的研究工作，价值无法得到体现。”李连达指出，西药有一些纯机制和纯学科的研究，短期内与治病救人的目标比较远，可能要过十年、二十年才能发挥作用。与之相反，中药研究的主要方向应放在治病救人上。
“中医药研究的评价体系应该根据中医药的特点量身定做。”李连达强调。
他进一步指出，当前中医药科研管理的体制机制也存在缺陷。人才评价标准和获奖评奖的标准都有不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中医药科研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不利于调动一线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新能力。
一方面是应试科研流行，即极少数人出题目，全国一起做，体现了长官意志和极少数专家的想法，使更多科研人员的专长不容易发挥。
另一方面，科技界出现了很多“工头式”的项目。一个“大家”垄断大量重大项目，占有几个亿的科研经费，然后再层层转包给其他单位，最终大家作出来的成果统统归其所有。
常存库也认为，目前中医药的发展势头很大、花钱很多、交易盛行、成果极少，缺少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应进一步改革课题和成果评审制度，使课题和成果申报透明和公平。
“中医药产业发展依赖中医药科研进步，而保证中医药科研进步，就必须有正确的政策，要保证经费及经费的有效使用，并对课题审批、成果鉴定等采取更为严格可行的措施。”常存库说。
目前，我国对中医药支持的势头不减，一系列促进中医药发展的文件相继出台，科研经费也比过去提高了几十甚至上百倍。不过，面对浩大的中医药标准化工程，当前的投入力度仍显不足。
同时，从政策层面支持中医药发展，医改也必须有更大的动作。
“比如设置社区全科医生，中医药很有前途。”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陈凯先认为，社区居民常会有一些不严重的小病，中医全科医生则可以发挥“治未病”、疾病预防方面的作用。
陈凯先说：“如果科研人员能拿出更多像青蒿素这样能够体现中医药价值的成果，中医药的影响力就会更大，支持中医药的人也会更多，最终才能取得中医药‘现代化’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