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义在病房与病人亲切交谈。
人物档案
王振义，男，1924年11月出生于上海，1948年毕业于震旦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曾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长等职，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终身教授、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名誉所长。
他带领团队成功实现了将恶性细胞改造为良性细胞的白血病临床治疗新策略，奠定了诱导分化理论的临床基础；确立了白血病治疗的“上海方案”，阐明了其遗传学基础与分子机制，树立了基础与临床结合的成功典范；建立了我国血栓与止血临床应用研究体系。曾荣获国际肿瘤学界最高奖——凯特林奖、瑞士布鲁巴赫肿瘤研究奖、法国台尔杜加世界奖、首届何梁何利科技奖、首届上海市科技功臣、上海市教育功臣等国际国内奖项。2011年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
上海瑞金二路197号院，绕过喷泉水池、法式红色小楼，就能看到瑞金医院大院里的最高楼——这里，是王振义托付晚年的“托儿所”。
王振义住得不远，到医院大约10多分钟的车程。做医生时，无论白天晚上，医院一有事情，他就会骑着旧自行车来医院。退休以后，他还是那辆自行车进出医院。现在，出于安全考虑，每天一辆专车会载着王振义到办公室。用他的话说，省下来的精力还能再完成些任务。
9月26日早上，接受记者采访的王振义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记者问题一出，他侃侃而谈，并且条理清楚、亮点突出，记者们听得也是不亦乐乎。
“2005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澳大利亚科学家……”谁在何时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是王振义的惯用句式，他的记忆力令记者们佩服不已。
据医院的同事讲，王振义所有演讲都是脱稿的，每次发言、讲课前，他都把要说的话、要用的资料在家里写了背下来。
87岁高龄的王老戏称自己在“吃老本”，但他的同事们不这样认为。他会利用一切机会，掌握新理论。
他在原上海第二医学院病理生理教研组工作时，不失时机地学习生理、生化、病理解剖、病理生理、免疫学、药理学。他甚至还努力学习中医中药。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他还学而不倦，向自己的学生——国外学成归来的年轻科学家陈竺和陈赛娟博士学习，钻研新颖的学科——分子生物学。
70多岁时他开始学习计算机、掌握网络技术，成为第一批学会计算机的院士。
曾有一次疑难病例讨论时，王振义的诊断令与会的所有医师诧异，“分泌IgG淋巴浆细胞样白血病”——从没听过的新名词，王振义直言是在网上查阅到的，此型白血病仅有英国发表过一篇论文，这个病例的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结合起来分析，就是此型白血病。果然，采用王振义介绍所学到的治疗方法得到了很好的效果。
只要是工作上的事情，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多媒体制作中颜色是否协调、英文论文中哪个单词用得不确切、英语口语中的语音纠正都是王振义关心的，还有分子生物学的结构、显微镜下观察细胞、X片显影结果，再小的细节出现难以解释的结果，王振义都会让学生再做一遍。
王振义每周四还有个“开卷考试”。临床医生们向王振义提出问题，他回去查资料，两三天后拿着做好的PPT来展示，提出解决问题的多种方法，与医生们再次交流。每天王振义都快乐地准备着，终于也考出了“实现医、教、研三合一”的优异成绩，医生们获得了成长、病人们获得了健康。
尽管年事已高，但王振义对医院、学校的报告邀请，他都很热心，希望能有机会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创新、勇于创新、善于创新。上周连续三天，王振义分别给大学生和基层医生作了报告。
耄耋之年的他深深觉得，自己的老年有工作很快乐，受再多的苦和累，是值得的，因为“一个人唯一能留在世上的就是为人类做出的贡献”。他不断挑战自己、注重人才培养、强调团体建设，就是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再多做一点贡献。
这样一位胸怀宽广的乐观老人，人生中也有最压抑、最开心和最悲痛的时候。“我最压抑的时候是在文革时期，一家五口分散不同地方，一度想过结束自己的生命。”
说到开心事时，王老比划着，“最开心的当然是得到国家最高科技奖、求是奖、凯特林奖，但只是没有手舞足蹈说我得奖了。”记者们都被王振义的动作逗笑了。
但当老人说起最悲痛的事情时，他的眼神定住了，嘴唇颤动着说：“我最悲痛的时候，就是失去夫人的那一天。”2010年12月，妻子谢竞雄在王振义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前一个月走了。王振义坦言，年轻时一心扑在工作和研究上，对夫人关心不够，就连她第一次分娩时，也没有陪在她身边。
采访接近尾声时，宣传人员说，十一点多司机会到楼下接王老回家。王振义眼睛眯成一条缝，对着身边的同事半开玩笑地说，“院里就是我的‘托儿所’，我是个听话的学生，你们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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