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国学天才”的孙见坤
选拔人才与教育公平，孙见坤事件又一次打开了人们对于人才选拔制度的讨论空间。
陕西考生孙见坤因6分之差与复旦失之交臂一事，似乎已经超越他个人前途命运，而上升为关乎高考如何选拔人才、关乎公平效率关系的一个大众命题。
孙见坤，这位陕西高新一中高三毕业生，2009年11月在复旦大学为自主招生而设的“博雅杯”人文知识大赛中脱颖而出，但2010年高考考分差陕西省一本线6分，没有达到“博雅杯”章程规定的录取标准；尽管复旦大学8名教授联名请求学校破格录取，陕西省招办却拒绝投档。最终，这位“国学天才”被山西大学法学院录取。
选拔人才与教育公平，孙见坤事件又一次打开了人们对于人才选拔制度的讨论空间。
“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讨论，它让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人才的标准是什么？选拔公正性的含义又是什么？”清华大学招生办主任孟芊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孙见坤事件乃至因之而起的议论，充分体现了不同价值的冲突，而实质公平和程序公平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比事件本身更加值得我们思考。
自定规则能打破吗？
复旦大学招生办主任丁光宏认为，如果陕西省招办对孙见坤网开一面放行档案，可称为“开明”；若按照规章将孙见坤“卡”住，则可叫做“严格”。似乎放与不放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但是，记者采访的几位教育专家有不同的观点。
“按规则办事是不存在严格之分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认为，开明或严格的说法都不准确，如果游戏规则一开始已经确定，我们就不应探讨游戏规则本身是否正确，哪怕是错误的规则，也必须按照规则来执行。所以，按规则来执行，放他过去不是开明，而是违反了规则，这是对法治社会的严重侵害。“我认为一切要按照游戏规则办事，不管它本身是否正确。如果是不正确的规则，我们可以改正，但不是在这一次，而要到下一次。”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苏红博士的观点与此相似：“陕西招办肯定是没问题的。这里不存在陕西招办特意卡。自主招生政策是复旦大学自己制定的，现在又要求陕西招办为招生政策中的缺失来负责，显然是不对的。如果早料到这样的话，学校自主招生政策为什么不放宽一点？为什么在政策有问题时还要求放行？这样做是不可以的，有损公平的原则。”她强调，招生作为实现教育职能的重要渠道，更应该体现规则、程序的严肃性，所有规则和程序都应该先定下来，一旦确定就要按规定办，而不该为之后的“破”留有空间。
复旦大学教授顾晓鸣也认为，如果真的招收孙见坤，不单是冲垮了规则，更严重的是同时又制造了新的规则。“比如请香港大学、哈佛大学若干名教授来评定某同学是天才，要不要录取他？这种规则没有扭转应试教育，却把权力的寻租放了进来，把漏洞放了进来。它放进来这两个东西很坏，第一个是人治，不是法治；第二个使那些才能无法简单表现的学科，从此失去发言权。这就造成了我们今天高校的两个弊端，一个是每个大学都在拼命地争取自己的推荐权。第二个是学校肯定要造假，这样，监管者要花多大成本才能甄别出真正的人才？诸如此类的问题，要引起科学界和教育界的极度重视。”
然而，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则在其博客上指出，孙见坤以6分之差未被复旦大学录取的事件，以陕西省招办义正词严地维护规则和公平、复旦大学赔着笑脸化解冲突而告结束。在这两个机构的角力中，本应享有招生自主权的“一流大学”明显处于下风；而在省招办的强硬态度中，则可以嗅到部门和权力的味道。被耽误的不仅是一个可能的国学人才，而且是一次改革的机会。
也有人提出质疑：当招生办代替大学，核定一名考生的入学资格；当媒体与公众代替大学，品评一名考生的学习资质，我们还要大学做甚？中国还有可能实现大学自治乎？
培养大师靠选偏才？
国人呼唤大师。有人认为大师基本上是偏才，而根据考试总分录取的制度，则可能使偏科的“潜在大师”失去学习、深造的机会。一些人为孙见坤失去复旦就读机会可惜，也因为相信他是研究、发展国学难得的人才。
孙见坤获高度肯定的情况如下：他将课外创作的《山海经新释》的序《〈山海经〉性质及成书年代考》投寄复旦“博雅杯”，评委对该文和《山海经新释》都给予很高评价。在之后两轮面试中，前后8位学者一致同意通过自主招生录取孙见坤，他也成为“博雅杯”征文全国仅有的两个一等奖获得者之一。此外，他还曾进入全国“开心学国学”大赛四强，在四川大学“双特生”考试中得到“出类拔萃”的评价，在中山大学自主招生考试中获得线下10分录取资格。
高校自主招生的模式，大体是因看重学生某方面出色的素质和潜能，而适度降低对其他方面——主要是高考考分——的要求。历史上这样的佳话不少，比如钱钟书虽然数学不好，还能因语文、英语出色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没有文凭的钱穆、陈寅恪、沈从文等进入大学课堂教书；曾任清华校长的罗家伦在考北大时作文满分，数学零分，其他各科成绩也并不出众，却在蔡元培、胡适二人的执意要求下，最终被北大外国文学专业录取。
但苏红指出，我们应该将高考制度放到“当下”语境来考虑，而上述招生考试的“情景”则有着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实际上大师不是偏才的个案更多，部分宣传只是为了烘托其杰出成就而把其他方面说得相对差一点。在基础教育阶段，人的发展是综合的，从教育学、心理学角度来看，任何杰出人才在“相关基础性”领域的表现，也几乎不大可能差得离谱。
顾晓鸣指出，任何人才遴选制度均有规则，当前我国高校招生规则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全国高校都要遵循的高考，二是有关高校有一定自主权的自主招生。但要通过甄别人的智慧来判断其未来在某领域的成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比如刚刚过世的钱伟长先生，在参加清华入学考试时文科考了满分，最后却在物理、技术领域尽展所长。他也表示，偏才是不可能成为像杨振宁、钱学森这样的大师的。不能以偏才为理由，冲破高考制度。
“细胞中的隐性基因变成显性的表现形态和途径是不一样的，人才的成长模式因为从事学科不同也大相径庭。比如一个人有着非常高深的哲学和数学知识，也许现在看起来傻傻的，若干年后人们才发现他居然那么厉害。”顾晓鸣说，一些简单的游戏形式，比如达人秀、开心辞典、XX杯，可以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但它们甄别出来的东西，往往偏于书面、记的甚至“挪用”，确实不是科学的人才甄别方法。“如果将那些只会背书的所谓‘文科偏才’树为标杆，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永远翻不了身。”
那么，是否存在“国学天才”？
顾海兵认为，首先，今天所谓的“国学”内涵不清晰，都把国学肤浅化了。实际上，从“六艺”到所有文化部类，国学始终是综合的、“多学科”的。中国传统文人会当医生、看气象甚至著作《天工开物》等科技类著作，作为经典的《易经》等也是包罗天地万物，用整体观来思考问题。这些才是国学的精粹。而当前很多人为了弘扬国学，使用西方式甚至是“假西方式”的分科分类方式简单化地衡量国学，这种思路本身就是反国学的，“如果学生背几篇古文都能被称为一个学科的天才，他会放弃很多其他学科的东西。我们现在简单背诵国学文字，恰恰违背了国学应有的精神。我们批判应试教育，却创造了另外一种应试教育”。
其次，人们常说天才是99％的汗水加1％的灵感，可以无中生有的“天才”也根本是不存在的。在人的三种能力——考试、学习、创新——中，创新是为社会发展所需要，但绝大部分人的创新缘自勤奋，而仅仅记忆、解读前人的最多算是学者。“也许艺术领域有一些人存在天才基因，但即使莫扎特儿童时期就有的音乐天赋，也是因为他沉浸于音乐氛围中进行的训练。中国人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喜欢拔苗助长、望子成龙。但那些所谓的神童、天才、高考状元，有几个最终可以成就一番事业？我们需要一个不强调英雄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才是正常的。”
怎么录取谁说了算？
顾海兵认为，现在实行的分省高考，录取线由省教育部门根据院校录取计划与考分分布来确定，这不符合世界教育发展趋势，也不符合教育本身的发展规律。“归根结底，学校是培养人的机构，生源合格与否应该由学校自己监管，就像一个企业采购原材料不需要政府介入一样。我主张，教育部门的考试主要对学习能力和知识掌握作基本考查，这在学校选拔人才中的权重最多不超过50％，另外50％以上应该由大学来行使自主招生，把招生的权力落实到120万名大学教师身上，让负责培养人的‘教练员’自己挑选‘运动员’。我们要相信我们的老师，不是所有政策一放开就会乱。”
顾海兵还认为，现在的高考模式用一种尺度衡量有不同特点的人，这实际上是最大的不公平，也是最没有效率的不公平，只衡量人的考试能力，而根本不能反映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现在招生指标在大城市投放很多，对其他地区的学生也是相当严重的不公平。用公平来否定高考的改革是“非常荒谬”的，高校就是要选拔合适的、有培养潜力的学生，选不上的学生不是因为能力差，而是因为不合适，所以这不属于公平问题。扼杀大学自主选拔人才的资格，导致选不到具有创造性的人才，既没有效率，公平也无从谈起。
顾晓鸣谈到，从技术角度来讲，现在通过考试分数等量化方式对人才的了解是有缺陷的，只有通过面对面的感知，才能发现一个学生“真的很棒”。按照他的观点，现在把这个要素加入高校招生考查，是一项有益的改进。他还认为，把大学分成三六九等是中国教育的一个误区，所有大学应该具有平等的自主招生资格。今后各所大学之间都要联网，不再去争一流二流。目前自主招生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突破，但原来的应试教育方法论和一些人为因素带来的不平等，恰恰是自主招生要提防的事情。
公平和效率涉及理论上的争论，人们一直希望取得“双赢”；但通过统一高考还是自主招生录取学生，却是必须作出的一个现实的选择。两者之间的平衡点是：2003年自主招生刚开始实施时，22所试点高校对本校录取学生的5％拥有自主录取权。随后拥有自主招生资格的学校逐步增多，到2010年已扩大到80所。其中部属院校75所，自主招生比例仍为5%左右，地方高校5所，比例2%。
目前的自主招生比例是否合适？要不要缩小或扩大？顾晓鸣认为，比例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关键还是怎样甄别。顾海兵也表示，自主招生比例高低实际上不重要，而且只有部分高校有自主招生权，对其他高校也是不公平的。他说：“我相信这5％之中一定有黑洞、有腐败，而问题的所在就是它没有把权力下放给教师，而是集中在招办和学校行政部门手中。解决的办法就是分散，恰恰越分散越能制约腐败。”
“教育一定要分散，而不需要国家来管制。”顾海兵说，中国地域辽阔，一个县就能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的人口，有百万人口之多，没有必要要国家统管。中国的教育结构应该是分省决策，至少在一个省里面是统筹的、标准相同的，但现在一个省里，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农村与农村之间差距非常大。另外，中央大学、地方大学、民办大学等等彼此都不平等，中央大学财政经费多，地方大学财政经费少，民办大学几乎没有经费。他认为，学校只要有人上学就理应享受财政补贴，但事实上有些学校甚至要缴税。
顾海兵认为，正因如此，高考一定要改革。大学是法人、是自主招生的机构，当然国家可以来考核和检验，甚至可以将高中会考的制度移到大学，来检验学生知识是否掌握。比如现在有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大学也可以搞一些统一考试，如对毕业生进行专业基本知识考试。他说：“高考改革一定要回归大学的自主权，但大学的自主权不是校长的自主权，而是大学教师的自主权，要让选人的人参加到选人的过程中。现在选人的人和选人过程没有关系，这是极不正常的。”
苏红则认为，现阶段考虑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在目前的阶段，5%的自主招生权“可以了”。她介绍，在享有高度自主、录取标准多元化的美国公立大学中，也普遍存在一种“例外录取”的方式。该方式和我国的自主招生相近，即大学在招生过程中，如有一些学生没有满足大学招生要求，但经过考查发现其在某些方面有特别突出的表现，可以给予特殊照顾，适当降低标准予以录取。这个特殊照顾的比例比较小，公立大学一般在2%左右。其中还有一部分名额给予了弱势和特殊群体，如退伍军人、残疾人、少数族裔等。
“我国目前扩大范围推广自主招生，现在还不成熟。”苏红提到，在自主招生改进过程中，必须有一个相对客观统一的评价标准，这是保证公平的基础。她介绍，清华大学等5校联合招生，就是找一个专业机构进行测评的。“在自主招生这个环节，我们有高考这个评价工具，还需要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工具或方法，把学生其他方面的能力或素质考查出来，选拔真正优秀的学生。”
苏红指出，我国招生改革的基本定位是高校自主招生、专业化社会机构提供服务，这主要指我国各级教育考试机构。在我国现有体制下，这些机构责任重大。即使高校完全自主招生后，它们也能发挥必要的调节作用。而在她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高考不可能取消。相反，统一考试是各国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一个普遍趋势。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教授也提到，既公平客观又不诱导片面应试，是人才选拔中的千古难题。“每当我看到一些中学生被片面应试课业负担压得没有欢乐的时候，就觉得确实应该好好改革高考制度；而每当我看到许多关于权贵子女为加分之类弄虚作假的报道的时候，就觉得高考制度非坚持不可。”
高考不是唯一出路！
“著名大家金克木先生连大学都没有上，但是他的成就甚至超过了季羡林。所以高考并不是唯一出路。”顾晓鸣指出，高等教育是全国的事情，部分高校在这个大制度下自主招生，与之相比，各校研究生招生拥有自己的标准。“这个事情不要搞大，就是像鲁迅先生讲的，皮袍下面会有个小心眼，瞧不起别的学校。你一本线没有上可以继续努力，差6分怕什么呢？转系转校都可以，还可以考研究生。”
顾晓鸣说：“现在我们很多研究生都是从小地方考来的，我们也有很多同学考到哈佛大学去，本科为什么一定要在哈佛大学念呢？挑战杯我是评委，上海市高中很多项目和论坛我都是评委，如果一个很好的论坛说一个同学高考差6分可以上复旦，这样可以吗？论坛再棒，也只是论坛的规则。何况，你发一个简历到哈佛大学，说不定被哈佛大学录取，哈佛不录取也许被法国的大学录取，条条大路通罗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录取你不等于你是天才，不录取你也不证明你不是天才。”
顾晓鸣指出，目前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和行业不直接从高校招收员工，而是自己办学校培养研究生，特大的旅游公司、宾馆自己从事本科旅游教育。高等教育的形态将发生深刻变化，例如农科、地质乃至历史、博物馆、考古结合在一起，将会产生知行合一的新型历史系；互联网大学使人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独立地整合很多知识。“世间万物皆备于我，君子厚德载物，这就是中国的国学。如果能这样做的话，中国将要起来多少天才呀！”
“招生问题如果不放在这样的大背景里讨论，就全都是空话。最后自主招生就变成了权力寻租的过程，而不是真正的教育的过程。”顾晓鸣说，“我们不能忘了教育的本体，不能忘了好好教育学生这个核心——使学生在一定的环境中成长，使其才华和潜力发挥出来。我们的这个环境，要不单使现在有突出表现的人有所发展，更重要的是对那些现在被认为没有潜力，甚至自己悲观、被父母都看不起的同学，也能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变成天才。”
高考不是唯一出路，乃至社会是一所最大的大学，当然都是不可辩驳的真理。但对未及弱冠的少年们来说，要在“升学战”失利的情况下，制定出合理有效的个人发展计划，并坚韧不拔地执行下去，必然是其人生一场巨大的考验。
《科学时报》 (2010-9-14 B1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