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围绕国学“天才”孙见坤没有被复旦大学破格录取的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关于报道的真实性、客观性，复旦大学方面最近也作出回应，并随即引起了《八名复旦教授招不进一个国学“天才”》报道者的“澄清”。在此，笔者暂时先把这一事件报道涉及的具体细节搁置，回到事实本身，以免偏离了这一事件原本包含的“讨论价值”。从事件目前的结果来看，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自主招生政策没有让复旦能够录取这样一位“在中国古典文化素养方面具有极佳的学术潜力”的学生，对学校和学生来说都非常可惜。但进一步追问：复旦大学究竟应不应当录取这样的学生？如果以此在教育领域来作一次民意调查的话，大部分教育人会同意录取。这样的结果，也符合这一事件报道者的初衷和培养“创新型人才、拔尖人才”社会语境之下公众的心理预期。

 

事实是实然的结果，“应不应当”式的追问则更关注价值层面的要求。但事实和价值追求经常难以一致。就这一事件来看，如果孙见坤被复旦录取，这能体现我国高校自主招生政策的核心价值追求，即要对学生进行“多元评价，多渠道录取”。应当说，教育部有关高校自主招生政策的原则、目标和导向是非常明确的，即“遵循公平、公正、公开、择优录取的原则”，建立“学校自主选拔录取、自我约束，政府宏观指导、服务，社会有效监督的选拔优秀创新人才的新机制”。当事人孙见坤没有被录取的结果，从表面上似乎违背了自主招生的根本宗旨，造成了人才资源的浪费，并且由此引起了社会各界对高考招生考试制度再一次的批判。但实际上很多人忽视了一个关键点，即高校自主招生并非完全的自主，自主招生是有前提限制的。认识到这些前提条件及其特点，也许能使公众的批评更加客观和理性。

 

钱学森关于杰出人才的惊世之问再一次使得“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理念深入人心，并加快了高校自主招生的改革和发展。“格”有规则和标准的意思，“不拘一格”就是要突破高考录取中唯分数的标准，但在倡导多元的评价标准时，千万不能违背了标准的应有内涵。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选择多少个“格”来对学生进行考察，标准都应当有一个基准，这样的基准是维护公平的基本前提。在高校自主招生中采用多元的评价标准无可厚非，也是招生制度改革的基本趋势，但不同标准的引入绝非“有我无他”式的彼此取代，而是要在录取决策中，为这些标准分配合理的权重，让这些标准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实际层面来看，目前我国很多高校自主招生的有关规定，都对传统的考试成绩或其他方面设定了一定的要求。例如清华大学等五所“985工程”高校的自主招生联考，其模式称为GSI模式，也即对学生的测试包括了三大部分，分别是通用基础测试（General Exam）、高校特色测试（Special Exam）、面试（Interview）。其中，通用基础测试五所高校采用统一的科目和试题，该部分测试“体现了五所高校作为高水平大学对选拔拔尖学生的共性需求”。三部分测试在“基准”方面的特性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学生必须达到通用基础测试和高校特色测试的相关要求才能进入面试的环节。二是只有经过自主招生选拔后确定为自主招生候选人后，考生方有资格获得一定的降分录取资格。由此可见，在这样一个自主招生方案中，高校选择了多元的评价标准，但不能忽视的是，它对不同的标准规定了基础性的要求。基础性要求的设置，为有特长的学生提供了新的录取途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腐败的风险，保证了国家教育考试制度基本的公平。这和国家公务员招考制度的设计逻辑类似，如果考生在公务员考试中的笔试成绩达不到要求，就很难进入后一个环节。两者的差异则在于考生“进阶”标准设置的高低不一致。

 

在享有高度自主、录取标准多元化的美国公立大学中，也普遍存在一种例外录取（Admission by Exception）的方式。其大致的意思是和我国的自主招生相近，即高校在招生过程中，如果有一些学生没有满足大学招生的要求，但经过考察，发现这些学生在某些方面有特别突出的表现，大学会适当降低标准，给予特殊照顾，予以录取。但这个特殊照顾的比例比较小，公立大学一般在2%左右。更多的例外录取名额则给予了弱势群体和特殊群体，如退伍军人、残疾人、少数族裔等。对特殊才能的考察则由高校在该领域有影响力的教授组成，共同进行评价，其结果将作为录取决策的主要参考，但绝不是唯一标准，高校在其他标准上也会规定一定的要求，例如标准化考试的成绩。与我国高校在高考成绩上划定刚性的分数线不同，其对标准化考试成绩的要求是一个有弹性操作空间的区间分数段，因而很难出现类似孙见坤“高考成绩低于录取线6分”而被拒之门外的个案。

 

任何一项制度的运行都会有成本，高校自主招生制度也不例外，对这项制度进行客观的评价，不能仅仅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考察。在效率的维度上，自主招生制度承担着为国家选拔多样化、创新型和拔尖人才的社会功能，但更重要的是，它同时在保障着教育公平的维度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自主招生是有条件的自主，它受制于制度设计的理性逻辑，但从根本上受制于社会主导价值观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权衡。

 

《科学时报》 (2010-8-31 B1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