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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首批博士重聚忆恩师：把我们托举到历史起点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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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兔子”的人
导师就是指“兔子”的人，他们的功夫在于指出方向和道路，这种功夫要积累一辈子。
18位博士中，有中科院院士1位，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位，曾经担任过高校校长、院长或者中国科学院所长的有4位，国家级教学名师1位，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国家领队2位，其他的也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谷超豪一辈子带的博士生不过20几个，但光中科院院士就有3个：李大潜、洪家兴、穆穆。
回顾这些，因为它不仅仅是历史，反观目前高校在培育学生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将其作为参照，对今天也许有所启迪。
“见到27年前的老朋友，触景生情，忍不住又想起当时谷先生怎么教我们。”洪家兴说，谷超豪话虽不多，但他在行动上教给学生该怎么做人，怎么做学问。谷超豪在教他们时，已经是很著名的教授。洪家兴回忆说，有一次一位年纪稍长、身体较弱的教授给他们作报告，谷先生上去为他擦黑板，“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洪家兴说，谷先生教给他最重要的心得是：研究工作永远不要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同类的文章不要写太多，要有长远的理论目标，瞄准了目标，一步一个脚印，锲而不舍地向这一目标走去。这一点洪家兴也给自己的学生讲，并且声明：这不是我的发明，是我老师告诉我的。
从做谷超豪的学生到毕业后留在复旦做了导师的同事，共处的几十年，洪家兴发现导师就是这样做的：自己开拓了一个方向，交给研究生去做，然后再去开拓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谷超豪最早研究微分几何，由于国家需要，转向与高速飞行器设计有关的数学问题；当他在超音速绕流等方面取得开创性进展后，就把这些研究交给了李大潜，自己一头扎进混合型方程组的研究；在已经有突破性成果后，又把这个领域交给洪家兴，自己转向规范场理论。关于他在规范场领域的研究，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曾经赞叹过：“谷先生是站在高山上，看到了全局的人。”
洪家兴说，一个人能在一个领域有开拓性成果都很难，何况多个领域。重视用团队力量培养研究生，让学生在团队中成长，而不是单独面对一个导师，是谷超豪一直秉持的观点。就像他在首批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的讲话所说的，培养人才就像把煤块放在炉子里，让火热的环境使它燃烧起来。洪家兴说，当时除了谷超豪，复旦大学会聚的李大潜、陈恕行等数学家也给自己很多指导。
谷超豪选题独特而精妙，总能给学生一个很好的方向。洪家兴说，他出题目不像有些导师，题目出得特别难，却很难有发展余地，他就不一样，题目非常具体，让你能有抓手，而且深入下去会发现广阔的天地，“这就是大师的风度，在科研上他有很好的全局观。我现在带学生，就做不到老师这一点。”洪家兴说。
对导师“会带学生”的景仰不只洪家兴一个人。徐文耀回忆说，导师朱岗崑对选题有独到的洞察力，从选题到地学资料的选材，他都有很好的想法。“其实导师就是指‘兔子’的人，要打‘兔子’你得自己去打！”有的年轻人不知深浅，说这个是我做出来的！徐文耀笑着摇摇头说，其实，老师不告诉你“兔子”在哪里，你怎么打？“推公式他也许不比年轻人熟练，跑图书馆翻资料也许不比年轻人快，但是朱老先生的功夫在于指出方向和道路，这种功夫要积累一辈子，这正是我们一生很难望其项背的地方。”
首批博士的导师们带学生的“大哲学”相通，但也各有各的方法。在赵林城、苏淳、白志东读研究生时，也正是导师陈希孺研究工作十分活跃的时候。白志东回忆说，他的许多工作对我们从来都是公开的，这对我们迅速进入研究前沿领域极为有利。我们最初写的几篇论文，有些题目是他给的，或是在他主持的讨论班上自己找的，有些是他的工作的推广或者改进。“他指导论文一向很严格，如果有什么问题没有做出来，他就喜欢让我们举反例。”白志东说，对陈老师不能轻易说“这个题目不能做”，因为老师会马上追问：“是你没下功夫，还是确实做不到？”弄得几个人做不好不敢轻易拿出来给老师看。这种“举反例”的习惯，使他们对研究充满了兴趣，而且养成了锲而不舍的习惯，终身受益。
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黄朝商总结导师戴元本最大的特点是：严谨细致，从来没有放手不管的时候。戴元本是中科院院士，理论物理、粒子物理学家。黄朝商说，戴元本每天到研究所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研究生办公室问我们有什么问题，进展怎样？做戴先生研究生的3年里，我一直非常紧张，几乎每周戴先生都要到所里，和我讨论问题，所以，我一直不能停下来。“自己遇到对学生极端负责和认真的老师，真是太幸运了。”黄朝商说，如今，戴先生已是耄耋之年，但思维非常清晰，坚持做研究，对国内外研究的前沿领域了如指掌，如此高龄的他还在学习计算机，甚至亲自编写程序验证结论。
为学生“张目”
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讲门户爱人才，是首批博士的导师们共同的志趣。
“老苏”、“老白”、“老赵”，陈希孺这样称呼自己的学生。当问起为什么这么称呼时，坐在灯光下一起回忆导师的3位老人都开心地笑起来。“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陈老师也就比我们大个八九岁，这样叫起来更亲切？”陈希孺的“大弟子”赵林城说。
陈希孺最信奉“尽人事以俟天命”。他常说，不少人在这个问题上修养不到家，碰到了很多麻烦，甚至毁了一生，他常常以此告诫他的学生，学生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也愿意和他谈心。他和学生的关系，就是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
陈希孺有个爱好，去外地参加学术会议时，只要有名额，总是争取带上“老赵”、“老白”或“老苏”，游览名山大川，他登临过国内若干名山之顶，后虽年近古稀，仍乐此不疲。苏淳回忆说，有一次跟陈希孺在攀登峨眉山时，赶上瓢泼大雨，他问陈希孺：“要不要登顶？”陈希孺俏皮地回答：“现在要是有一只烧鸡、两瓶烧酒，我就敢上！”
现如今很多理工科研究生称呼自己导师为“老板”。谷超豪就特别反对：“在教育领域里，不能搞这一套。师生又不是雇佣关系，选择做教师，就是选择了责任和奉献。”
洪家兴回忆说，当年考上谷超豪的研究生时，因为要照顾身体不好的母亲，他曾经想放弃。站在人生的十字口时，谷超豪对他说了句：“机会难得，你坚持一下。”这句话改变了洪家兴人生的方向。“机会一旦失去，就再也抓不回来；一旦抓住，你将变成另外一个人。”洪家兴说。
在为学生争取机会时，这些导师可真的很有劲头。曾肯成为了给李尚志争取参加博士论文答辩机会“跑破了鞋子”，他让李尚志去请北京大学的丁石荪参加答辩会。丁说他有课要安排。曾肯成一定要李尚志向丁石荪说：“如果他不去，我就拿根绳子到丁门口吊死。”李尚志到了丁石荪家里，哪里敢这样说，但丁答应如期到合肥去。丁石荪送李尚志到门口时，李尚志才将这玩笑转告，丁石荪一笑置之。
首批博士中传播很广的一个故事是关于唐守文的。唐守文是北大数学教授段学复的学生，颇赋数学天才，念中学时得过中国最早的中学生数学竞赛状元。曾肯成和中科院教授、同是我国老一代数学家的万哲先极力支持唐守文获博士学位。但是，北京大学当时要求必须先获得硕士学位，才能攻读博士学位。于是，唐守文只能先举行硕士论文答辩。在答辩委员会决议上，曾肯成特地写了一句“有的委员认为达到博士水平”。曾肯成还特意写了首《建议授予唐守文同志博士学位》的七言八韵：
岁月蹉跎百事荒，重闻旧曲著文章。
昔时曾折蟾宫桂，今日复穿百步杨。
谁道数奇屈李广，莫随迟暮老冯唐。
禹门即使高千尺，放过蛟龙也不妨。
诗写好了，但没有地方敢发表，却在研究生中流传开来，成为给所有研究生撑腰打气的诗。曾肯成说：“我是在为你们‘张目’”。虽然最后没有帮助唐守文拿到博士学位，但曾肯成的惜才爱才可见一斑。
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讲门户爱人才，是首批博士的导师们共同的志趣。首批博士于秀源的导师、著名数学家潘承洞总是想方设法让尽可能多的人才脱颖而出。在担任山东大学校长期间，他拍板决定给有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优先分配住房的政策，这在上世纪80年代的高校并不多见。曾经有几位现在已经很知名的教授如彭实戈等人，当初因为晋升教授时资历欠缺，遇到了不同程度的阻力，在潘承洞的帮助下得到了解决。
当然，在首批博士诞生的时代，师生关系的另一个主体——学生，尊敬老师如父亦如友。
导师朱岗崑的儿子一直在国外，徐文耀家离导师家非常近，经常去看望导师，做点好吃的给他送去。2009年，94岁的朱岗崑生病住院，徐文耀陪伴在侧，尊师如父。
让苏州大学应用数学专业博士生导师谢惠民至今遗憾的是，他的导师、控制论的拓荒者——关肇直，在60岁出头的年纪就因病离世。在当年的学位授予大会上，关肇直是唯一缺席的导师。谢惠民说，关肇直和同时期一批志同道合的人，提出了系统科学的想法，就是因为看到了系统科学跟国家发展的密切关系，他创立了系统科学研究所，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却戛然而止……谢惠民提到一个细节，让人动容。关肇直去世之前，对门下的6个学生作了很好的安排，有的转给了其他老师，有的派往国外学习。
让谢惠民难以忘记的是，30多年前，关肇直在中科院借来的一栋楼里，两个学期就为学生们开了两门大课，每次教室都坐满了人。“从我的成长经历中，就知道本科阶段多么重要，重科研轻教学是本末倒置。”谢惠民在苏州大学任教直至退休，坚持为学生上基础课不间断。他的《数学分析课》是国家级精品课程。也许，这种传承才是对导师最好的纪念。
“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范洪义说，他对天赋好、有灵气的学生这种爱惜完全是因袭了导师阮图南。范洪义在当阮图南的研究生时已经通过自学基本上掌握了看文献的本领，所以，他知人善用，让范洪义自选课题。这种信赖鼓励了范洪义，每当他有新想法或者推导出新公式，阮图南总是掩饰不住高兴，喜形于色地夸奖他“有本事”。
回忆从读研究生到指导研究生的30年，范洪义作了一首诗：“有志贤俊着彩笔，无形灵感偏寒窗。绕梁何时续新谱，沾尽先师几分光。”
在高校师生关系成为困扰话题的当今，再去看30年前的这些师徒之情谊，让人觉得温暖而又沉重。
附：范洪义（首批博士之一）作
有志贤俊着彩笔，
无形灵感偏寒窗。
绕梁何时续新谱，
沾尽先师几分光。
[记者手记】不仅仅是回忆
这篇稿子源于一个承诺。去年，在对新中国首批博士的采访中（文见本报2009年9月16日第4版《
中国博士，百炼出炉》），我深为首批博士的波折命运而感慨，更为培养首批博士的导师们而感动。采访于秀源博士时，他说，你一定要写写这些导师。我郑重答应了。这一承诺借博士重聚的机缘才得以兑现。
这次聚会迟来了7年，2003年，在于秀源的倡议下，17名博士（在加拿大的徐功巧当时没有联系到）决定于5月27日聚会，时值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大会20周年。但那次聚会因为“非典”而取消。
因为迟来，所以更加珍贵。杭州之聚不过短短两天，博士们见到老朋友，触景生情，很多回忆都被唤醒，尤其是谈到自己的导师时，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
站在27年后的今天回顾那段历史，我想最大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回忆。“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纪伯伦这首诗足以警醒我们。也许，站在首批博士的历史起点上，能让我们对当下高层次人才培养存在的很多困扰和问题，有了清晰的参照，有了反思的依据。
当年的导师如何教学生做人？如何治学？他们如何带学生？他们的师生关系是怎样的？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尤其是近些年，这些问题在高校愈发凸显，有些方面我们确实有了突破性进展，但是否在另一些方面存在倒退呢？也许，中国的经济社会正处在飞速发展的阶段，社会价值理念趋于多元，高校不可能真的变为象牙塔而洁身自好。因此，当我们听到“一个导师带47个博士”的新闻时，当我们习惯了博士生称导师为“老板”时，当老师们抱怨现在有点“怕”学生时，当高校爆出学术腐败的新闻事件时，我们往往并不感到意外。或许，这个时代的校园被经济大潮搅动是种必然，但是我想，无论何时，对传统价值理念的尊崇，对师生之间质朴温暖关系的呼唤，对大学学术精神缺失的呐喊，对高等教育办学真谛的本真回归，总是带有强大的力量吸引着我们，让我们离着最初的目标更近。
去年采访时有个细节让人感动：约好下午3点钟采访李尚志博士，下午2点钟，我收到了李先生发来的一条短信，详细告诉我去他家该怎么走，我按图索骥很容易就找到了。在今年的杭州聚会上，我告诉李先生我还记得这件事。他说，这是我从数学家吴文俊那里学来的，我第一次去见他，打电话问地址，他就把路线、小区、哪栋楼哪个房间讲得很清楚。
没想到，一个小细节的“渊源”竟如此悠长，更不用说他们从导师那里传承的更加厚重的精神财富，比如做人、治学，会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他们。这让我对首批博士的导师们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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