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掠影】
1、获得过”百篇博士论文”的导师和社会公认的优秀导师应当有权利选择学生，对导师看中的学生我们也应当给予特殊的放行；
2、给博士上课，应当更多地采取“讲座”的形式，让同个学科不同方向的博士生导师分别来给学生上课；
3、如果一个教授不能很好地从事教学，对教学没有热忱和冲动，他就不能算是一个优秀的教授；
4、中国的博士培养模式目前来说确实是“不伦不类”的，既不完全是“导师制”，也不完全是“老板制”，但这是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的“不伦不类”；
5、女博士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学习上固然可爱，但也要注意培养社会交往能力，特别是和异性朋友的相处能力，这对以后的发展帮助很大。
【光明网】：光明网的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光明日报社和光明网共同策划的博士生教育讨论专题。针对目前社会上对博士质量的质疑之声越来越大。光明日报社和光明网将陆续邀请各大高校的教育专家，就博士生培养质量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今天来到我们演播现场的嘉宾是武汉大学的校长、博士生导师，顾海良教授。本次节目的讨论主题是从博士生教育的现状出发，谈博士生教育的体制改革与创新。
【顾海良】：向各位网友问好。
【光明网】：顾校长，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光明网。我们今天的讨论话题是博士生教育体制改革与创新。在进入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来谈一谈轻松的话题，来谈一下武汉大学，您以及您的一些博士们。您在您的学校里面，每一年都要进行一到两次的面对面的谈话。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的博士生跟您谈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呢？
【顾海良】：高校中博士生这个群体，已经成为学校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了。我们现在每年录取的博士生都达到1500到1600，这个数量应该说非常大的。假如按三年或者四年学制来计算，武汉大学校园内就有6000多个在读的博士生。作为校长，当然非常关心这个群体。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自己也是博士生导师，我自己带着经济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两个学科的博士生。同时作为学校的校长，同他们接触的可能更多一些。我对自己的学生主要是作为博士生导师，履行我的职责，对他们进行指导。至于学校博士生这个群体，是作为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经常同他们进行交流，经常同他们交换意见。
【光明网】：那他们跟您交流最多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顾海良】：谈的最多的当然是，他们希望学校能为博士生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生活条件，使他们在武汉大学三年到四年的学习中能够得到很好的成长。他们也经常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希望学校各方面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其中最关心的是两个问题，一个希望我们的导师们能够在学科发展的前沿性、科学性等等方面给予他们更多的指导，他们确实希望在博士生学习期间，能够接触他们这个学科最前沿的一些问题，最有拓展性的一些问题。这可能是谈得最多的问题。
第二个谈得比较多的问题，就是怎么使他们能够安心地完成三到四年的博士生的学习。希望学校在给他们的经费支持上，生活条件上，能够更好一些。这两个问题，我觉得是谈得比较多的。
【光明网】：武汉大学在这两个方面有什么举措吗？
【顾海良】：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要求尽力提高导师带博士生的水平和素质，这个也是现在博士生教育和培养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博士生教育的成功，可能与导师的水平和素质有着很大的、直接的关系。
【光明网】：所以你们对博导的要求应该挺高的。
【顾海良】：大家都说“名师出高徒”，“名师”的要求达不到，我们学校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就难以达到。我们经常跟导师们谈这个问题，每年举行的博士生导师工作会议上也强调这个问题。在生活方面，我们经常利用各方面的条件，使得博士生能够享有更高的生活待遇和各方面的资助科研经费的支持。这和教育部和学校的几次研究生培养改革同步，使他们能够享受到更好的待遇。
但是现在从总的情况来讲，武汉大学的博士生待遇和中科院的各个所的博士生待遇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也是我们学校努力想改进的一个方面。另外，随着博士生培养体制的改革，比如说硕—博连读方式的推行，我们试点“1+4”的硕—博连读，就是硕士一年，硕士第二年经过遴选就进入博士阶段学习，博士生就是四年。比如说“1+4”，同学们就提出，到第二年，也就是博士生第一年，是不是应该享受博士生的待遇了。我们同意这个建议。“1+4”中“4”的第一年，就开始享受博士生的待遇。像这些，学校是可以想办法加以改进和完善的。
但是，因为博士生教育和高等教育一样，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是一个不断地改革、不断地发展的过程。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尽力做得更好一些。
【光明网】：那说到这个博士生教育的体制改革与创新，很多网友首先想知道的一点是，现在博士生教育的总体状况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个也是现在社会上广泛讨论的一个话题，那从您的角度，您觉得我们现在的博士生教育总体上乐观吗？
【顾海良】：从总的来讲，我认为，这几年博士生教育和整个高等教育一样，是一个以规模扩张为主要特征的时期，规模发展得很快。我们有个数字，比如说1999年，我们全国博士生的录取数字只有1.83万。那么，到2010年，全国博士生录取的规模已经达到6.2万的，这个增长的规模应该说非常大。当然，这也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一种需要。
【光明网】：那规模增长的同时，是不是势必会造成质量上的问题？
【顾海良】：这个问题应该全面地看待。从博士生规模扩大来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每年要评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从各高校送来得优秀博士论文中，每年遴选一百篇。这个应该说遴选越来越严格，当年只有一万多的博士生选一百篇，可谓“百里挑一”，现在五六万博士生中也是选一百篇，已经是“千里挑二”了。
我们从选全国优秀博士论文的角度来看，这一百篇博士论文的水平是在提高的，一年一年，有明显的提高。这是博士生质量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毕竟在不断增大的博士生人数中，一百篇的数量并不是很大。就整体的来讲，原来一万多博士生，现在五六万博士生，这个总体的质量应该怎么评价？我觉得要全面地看待，好的、质量高的应该说比以前更好、更高一些。那么，中等和偏下的是有一些培养质量上的问题的。我认为，从总的百篇博士论文，甚至更多的千篇博士论文来说是比较好的，应该说质量在不断地提高。中等和偏下一点的质量下滑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在整个高等教育中，一个时期数量增长后的质量问题，确实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光明网】：那我们下面来谈一下关于博士生体制改革的一些具体情况。首先我们先看一看选拔制度。关于选拔制度，有的人就说，优秀博士的培养，最重要的是在于生源的选择。那高校在选取生源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标准呢？
【顾海良】：就像你讲的，博士的生源可能是我们博士生培养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选苗子，苗子选好了很重要。
现在，从整个高等教育来讲，在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录取选拔中，我认为博士生的录取选拔，学校的自主权可能更大一些。我们现在希望博士生录取过程中，导师能够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所以我们把考试中面试的权重增大，因为笔试固然能够考出博士生水平的差异，但是通过面试更能够检验出这个学生有没有进入博士生培养的基本条件，因为面对面的谈话，主要考察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主要考察他对科学的兴趣，主要考察他对研究问题的敏感性和敏锐性。这个是比知识多少更重要的事情。这通过面试是可以解决的。
这几年，武汉大学博士录取工作中，面试权重也在逐步地提高，以前我们权重是八和二，笔试占80%，面试占20%。从去年开始，已经到六和四，今后我们想一半对一半，就是笔试能够占到50%的分数，面试也占到50%的分数。面试着重考察的不是考生的知识面，而是考察他的逻辑思维能力，考虑他对科学的兴趣，具备的科学的敏锐性和敏感性，这对博士生培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除此之外，我们一个重要的改革就是，对导师看中的学生给予特殊的放行。比如说学中国哲学或者是学中国古典文学的。考生整体素质和能力都非常好，但外语考试分数比较低，就这些专业来讲，导师认为非常有前途的，我们可以放行。实际上，我们很多年来已经是这样做了。
哪些导师享有这些权利呢？所培养的学生获得过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导师，就可以最自由地、最大限度地挑人，甚至笔试不甚理想，面试很好的，也可以选。还有大家公认的优秀教师，如国家级教学名师，或者是在社会上评价比较高的导师，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也可以享受这个权利，我们还想把这个导师的范围逐步地扩大。
另外，在考生方面，除了笔试、面试之外，还有其他可以证明他有科学研究能力的，比如说获得过国家科研科技发明奖，或者人文社会科学的奖，通过他已有的成果证明他的能力了，我们也可以破格录取。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对一些优秀的考生，很多学生是念完硕士以后走向社会的，经过社会的检验，在社会上证明这些人具有很强的能力，具有进一步培养的潜力，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破格的录取。这些改革，还是着重于对考生研究能力的检测，对于他的潜在的素质的发现是非常重要的。
【光明网】：所以尽可能多地把这些优质的生源招收进来。
【顾海良】：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