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去天堂的路太黑了，妈妈怕你碰了头。”
时隔一周年，读起这首关于汶川大地震的诗歌，仍然潸然泪下。
成千上万孩子们的生命让人们不止一次地把矛头对准地震部门，“为什么又没预报出来？”
同样，在震后，也有很多大地震之前种种异象的报道，诸如多个地方报道蟾蜍搬家等。无独有偶，震后一周年，蟾蜍搬家的报道又多次出现，包括在震区绵阳。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指责，“连蛤蟆都知道（地震），还要你们地震局的人干什么？”
很多声称自己在震前已经预报出地震的人，这次成为了一些媒体和公众心目中的英雄，尽管我们的调查显示，几乎在每次地震后，都有人在声称做了同样的事情。
这让我们决定，用整整一期的篇幅，调查形形色色的地震预报真相，以及催生它们的社会因素，用这样的一份专刊来告慰那些逝者，并向那些让生者减少涂炭的努力者致敬。
为什么？难道震后一周年，这个问题仍然那么重要吗？
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围绕着地震的科研工作在发生那场大地震的土地上已经不那么紧迫，震后一年，那么多灾民还住在简易的临时住房中，人们还要为了生计问题而担忧。
但是，即使是这些棘手的现实问题，仍然会与地震研究息息相关。规划要考虑地震带，建房要考虑抗震度，与人们生计不可分离的经济活动，也会受制于对中长期地质活动观测的影响。
更加重要的是，不论是进行重建规划，还是对地质活动长期趋势的观测，需要共同遵守的是一种科学的精神：实证、理性和同行评议。
用这几条原则来衡量，若干地震“先知”们的声明看来不堪一击。然而，我们并非仅仅要跟这些通常已经是年近古稀的预测者过不去，我们要考察的是，这种屡败屡不言败的自信与主流地震研究界的关系，以及后者在其工作中，该如何遵循实证、理性和同行评议的精神。
在去年地震发生不久，几篇公开发表的论文浮出水面，进入了公众的视线。例如，其中有《基于可公度方法的川滇地区地震趋势研究》和《四川地区7级以上地震危险性分析》两篇文章，被网友们上传到网上，作为地震部门失职的证据。上述的两篇论文都是基于对过去地震发生的统计，按照统计规律对四川地区发生地震的概率进行推测。
然而，用实证和理性的态度考察，上述任何一篇论文其实都不能得出确定时间内将发生汶川大地震的结论。两篇论文都应用历史发生的地震记录，根据不同的测算公式进行推算，这两项研究没有引用任何地质数据和研究。
我们知道地震预报是一门对地质观测数据依赖很大的学科。而且，即使统计学可以在地震预报中应用，由于地震的不规律性，基于百余年时间的数据积累是很难获得统计上有价值结论的。
而且，它们的结论也难以应用。《基于可公度方法的川滇地区地震趋势研究》用的是一个川滇的大概念，覆盖了将近1.3亿人口。就算得出2008年要地震的结论，难道让这1.3亿人口每天都睡在帐篷中？基于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在短期之内对两个省的建筑进行全面升级加固很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另一篇《四川地区7级以上地震危险性分析》的论文得出的四川大地震发生时间是2002年或者2003年，如果用2008年发生汶川大地震来计算，这篇文章应用的统计学结论已经有了一定的问题。
分析这两篇文章的目的是表明，即使没有进行专业的地震相关学科的训练，只要拥有足够的理性态度和寻求证据的精神，就会在地震预报这类问题上作出比较可靠的判断，而相反，即使进行了足够的专业训练，如果缺乏理性与实证的精神，也同样会出现问题。
于是，就有了我们这一期专刊上对地震相关科研各个方面的探讨，包括地震科研的预报路线与更加现实的预警路线的争论、地震科研的经费投入情况及其研究、历史上几次所谓成功地震预报的调查、非主流“地震学家”的真切写照，以及与地震预防相关的建筑成本探讨、灾后重建中的规划难题等。
在报道不同路线的时候，我们无意厚此薄彼，而是着眼于分析不同科研路线受到的技术、经济和政治的束缚，以及它们与这些束缚条件的互动。
通过这样一期集中的报道，我们并非最终要得出一些确定的结论，只是希望能反映科学精神和科学规范所代表的理性、实证和同行评议，以及该如何渗透到围绕着地震科研进行的方方面面的工作。
毫无疑问，这样的精神并不仅仅对于地震科研才有效。（科学新闻杂志总编辑 贾鹤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