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人眼中，他是真正的专家，而在另外一些人看来，他的那套地震预报理论纯属“伪科学”
耿庆国
耿庆国讲解其填写过的一张地震预报卡
■记者 贺涛
汶川大地震之后，在大众媒体里面，有一个名字被反复提及，他就是耿庆国，一个号称预测到了这次地震的“预测学家”。
耿庆国，其头衔是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这位坚持地震是可以实现短临预报，并且越是大地震越容易预测的“非主流地震学专家”，如今在某些人眼中，他是国宝级专家，而在另外一些人看来，他的那套地震预报理论纯属“伪科学”。
一年前，耿庆国在震后39小时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十分悲恸，述说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曾在2008年4月底预测2008年5月至2009年4月，兰州以南至四川、甘肃、青海交界地区可能发生6~7级地震。他所在的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将这一意见用机密件送给国家地震局等部门，但无人重视，从而使得汶川地震没有预报。
一年后，在接受《科学新闻》专访时，耿庆国对此依然怒气难消。
汶川地震有无预报？
在他位于北京劲松的家中，耿庆国一会儿用手指划着材料，快速地、跳跃地读着，回答《科学新闻》记者的一会儿放下材料，讲解几句，一会儿又到他的书房里去翻阅一堆堆的旧资料给记者看。
据耿庆国介绍，他在地震预报中结合了三种方法。
首先是运用由他本人独创的旱震关系研究。2002年中国四川、甘肃、青海和陕西出现了大面积旱区，其中由马尔康—松潘—合作—达日一带，构成了2002年川、甘、青特旱区。2004年，川甘陕交界地区出现连旱局面。2006年和2007年在川甘青交界广大地区又接连出现大面积旱区。耿庆国判断这是一个足以发生8级左右强震的旱区面积。
接下来，为了在马尔康—松潘—合作—达日一带特旱区中进一步寻求强震震中位置，耿庆国依据强震活动有序性研究，于2005年1月划定四川阿坝州红原（北纬32.7°，东经102.6°）附近（150公里为半径的地区）为危险区。并且将发震危险时段确定为每年的5月中旬或11月中旬。耿庆国说：“我不让国家地震局一年都紧张，你在5月和11月里把这个区域看住，这个要求不高吧？”
最后，依据强磁暴组合法，2008年4月26日晚7时~9时，在北京工业大学地震研究所，耿庆国在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上提出，5月8日前后10天是国内7.5级强震的危险点。并提出重庆和成都—天水—兰州4站发现病态磁暴，河北昌黎发现病态磁暴。成都—天水—兰州的病态磁暴主要反映兰州以南至川甘青交界地区，特别是四川阿坝州红原150公里范围内的7.5级以上强震。
在耿庆国看来，他的预报似乎已经窥见了汶川地震狰狞的影子。
为何没填预报卡
孙士鋐跟耿庆国认识有30多年了。他在去年10月份退休前，担任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
他认为，耿庆国的预报意见在地点判定上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范围有些大。因此对中期预报有价值，短临预报不可能准确。
资料显示，汶川震中距红原县城直线距离176公里，跟耿庆国声称自己预报到的“红原150公里”有一定差距。
当《科学新闻》记者提出这一疑问时，耿庆国勃然大怒，“预测到这个程度，对我苛求是不合适的！”他认为自己的工作没有花国家一分钱，“而地震局花了几十个亿啊，怎么报不出一个地震来？这是不平等竞争！”
耿庆国感觉自己的学术观点长期受到压制，“我预报得再精确，他们（中国地震局）也会说不准确，因为他们认为地震不能预测。”
然而，耿庆国并未以个人名义就前述预报意见填写地震预报卡。而按照有关规定，各地专业地震机构及工作人员和非专业单位及个人在预报地震时必须要填地震预报卡，地震预报卡包括时间、地点、震级等地震三要素内容，由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统筹管理。
耿庆国对此解释说，4月27日，孙士鋐出席2008年全国天灾预测研讨学术会议，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由于孙是管理地震预报卡的，“我跟他本人反复强调了5月8日是危险点，以及5大病态磁暴点，还问他要不要填卡。他说，你们算了吧，他们（指地震局方面）烦透你们了。”最终导致错过了填写地震预报卡。“我上了孙士鋐的当！”耿庆国恨恨地说。
对耿庆国的说法，孙士鋐予以否认，“耿庆国给我看了相关强磁暴组合资料，并提出2008年5日8日前后10天的发震时间，还指出河北昌黎与重庆两个危险区，别的话我没听到……他不可能说填写预报卡的事，从2007年4月后他就不填预报卡了，因为地震局有一人得罪了他。”孙士鋐同时透露，“说实在的，耿庆国经常跟我说这些点的。但没有具体的三要素。”
最终，耿庆国在去年4月底用机密件给国家地震局等部门报出一个地域和时间都显然过于宽泛的“中期预报”：预测2008年5月至2009年4月，兰州以南至四川、甘肃、青海交界地区，可能发生6~7级地震。“我们当时没敢说得太大，大家会商把它压低了。”耿庆国解释。
事实上，耿庆国所“预报”的这个区域，正是一个常识性的地震高发带。
100%的误报率
尽管给出了一个地域范围更广的中期地震预报，但是由于没有填相当于临门一脚的短临预报卡，耿庆国还是失去了对汶川地震进行短临预报的最后机会。
实际上，从2005年5月中旬以来，耿庆国针对四川阿坝州红原附近的7.5级以上强震的预测，共填写过5张短临卡。
对此，他解释说：“2005年之后，那里持续干旱，推后了震情。”“为了提醒中国地震局加强监测”，他只能持续填卡。
但是预测的发震时间早都过了，这5张短临卡都被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视为误报。
耿庆国则认为：“短临预报的偶然性淹没了我中期预报的必然性。”
另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查询，耿庆国一共填写过14张地震预报卡，目前都是无对应地震的误报，误报率为100%。
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汪成民说，耿庆国喜欢把预报失败的案例屏蔽掉，只提成功案例。而他这样做，使得地震局抓住了他的把柄。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另一位“地震预测专家”任振球则透露：“耿庆国总爱突出自己。他报过两次大震，一个都没中。”
圭臬与灵感
对于有人给他戴上“民科”甚至“伪科学”的帽子，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系地震专业、师承地震学家傅承义院士的耿庆国耿耿于怀：“我是周总理接见的青年专家，怎么成草根了？……现在把我打成‘伪科学’了，简直是荒唐得要命啊!”
耿庆国喜欢将自己在地震预测方面的理论源泉追溯到与周恩来总理的那次对话。1970年云南通海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后，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全体代表前，先听取了马宗晋、汪成民、耿庆国等3位青年专家的情况介绍。在那次小型会议中，周总理说，地震预报问题，你们要好好攻；人口这么多的国家，攻不破这点怎么能行啊。
耿庆国说，他从此将周总理的这段话奉为圭臬，基于这个执著的信念，他把自己的喜怒哀乐都与地震预报挂上了钩。他称自己的目的“就为了在地震前给老百姓打一声招呼”。
1972年的北京炎夏酷热。一天，当时在北京市地震队工作的耿庆国去北京平谷马坊地震台，路上口渴难忍，向一位老农买西瓜。闲谈中得知当地大旱，他联想到河北邢台地震和云南通海地震震中区的老乡都反映过震前大旱的说法。他很担心：1972年包括北京在内的大旱区，是否也是将要发生强震的一种前兆表现？
从此，耿庆国一头扎入“旱震关系”的研究之中。最终他得出结论，6级以上大地震的震中区，震前1至3年半时间内往往是旱区。旱区面积大，则震级大。在旱后第3年发震时，震级要比旱后第1年内发震增大半级。他认为，据此应能探索6级以上大地震的中期预报问题。
1984年7月，《中国科学》（B辑）第7期发表了耿庆国的代表性论文《旱震关系与大地震中期预报》。1985年，海洋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专著《中国旱震关系研究》，傅承义院士为《中国旱震关系研究》写了“代序”。
“报地震是简单的，但是研究地震机理是很复杂的。”耿庆国说，通过“从特殊研究特殊”的方法，他可以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地下热表面干，大旱区下有大地震。”这就是他的旱震关系理论。
通过多年的坚持，耿庆国逐步建立了依据旱震关系、强磁暴组合法和可公度法等进行综合分析的方法，对地震来临展开中期预测。“上一个地震活跃期，中国只给两次地震预报颁发一等奖，就是辽宁海城和松潘地震。但两个一等奖奖到一个人头上的只有我，我从中期角度既报了海城，也报了松潘。”耿庆国手里拿着一张获奖证书的复印件给《科学新闻》记者看，这是松潘、平武地震中短期预报项目获得国家地震局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的证书，耿庆国当时所在的北京地震队是十五个协作单位之一。
非主流研究生涯
一直以来，耿庆国都感到很憋屈。他搞的研究被主流学界说成是“伪科学”，他所在的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在学界也是一个“弱势团体”。
现状与1992年翁文波院士创立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时已经大不一样。耿庆国说：“李四光、翁文波、傅承义之后，就我还在举这个旗，讲中国地震能够预测，没有人再讲了。我的所有方法都是按照总理的教导去探索得出的。”
据耿庆国介绍，在唐山地震后由于受到排挤，他被从他热爱的地震预报一线调到了《中国地震报》（后更名为《中国减灾报》）任常务副总编。1989年，钱钢从军队转业到国家地震局的《中国地震报》任执行编委。
钱钢在其《唐山大地震》一书中，对耿庆国的研究多有记述。钱钢认为，“他是一位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献给中国地震预报事业的科学家”。
熟悉耿庆国的人都知道，他的脾气大，与人讨论问题常常容易红脸。在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中，他是个强势人物，“我不可能到处受气，我是常务副主任，不可能不拍板。”
耿庆国退休后，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报的研究中。他常常要用退休金去买气象数据，并且花费大量的时间扑在数据堆中分析。曾经颇有才情的耿庆国现在练字、写诗的工夫也少了。他说：“整个生活全打乱了，我也常常感到精疲力竭。但这个旗还不能倒，总得扛着这个旗走。”
在耿庆国卧室的床头，立着一个蓝色医用氧气瓶，他说：“我天天都是靠吸氧才能入睡的。”他老伴儿有些担忧地补充道：“原来是1个月用1瓶，现在1个月增加到两瓶。”
采访中，《中国工程科学》杂志的陈编辑打来电话，告诉耿庆国，该刊本来打算在6月份的正刊发表他的一篇文章——《对2008年5月12日汶川巨震预测过程的简略回顾》，现在由于正刊要刊登几个院士的文章，耿庆国的这篇文章将被放到增刊发表，还不能通过数据库的检索查到。
尽管不太情愿，耿庆国最后还是答应了编辑的商榷意见，并在确认增刊25元一本后，订了30本。
去年底，耿庆国被《南风窗》杂志评为“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这让他很自豪，他拿出杂志翻给《科学新闻》记者看，“我排在李金华的后面”。
“说老实话，我们这些国宝级的人物要抢救了，否则，既是个人受委屈，也是国家的不幸。”耿庆国说。
（实习记者邸利会 记者孙滔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