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笔者读过一本后来影响自己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著作《管理大师德鲁克》。书中写道，1950年元旦，德鲁克父子去看望他们的老师——著名的经济学家熊彼特。熊彼特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已经到了这样年龄，我知道，仅仅靠自己的书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否则就没有任何意义。
后来，笔者创办教育在线网站、进行新教育实验的探索，开始走进教育生活，走进教师的心灵，应该说是受了熊彼特的重要影响。
笔者一直在思考，中国教育科研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最后的结论就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什么叫上不着天？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不能影响决策，为制定教育政策服务。什么叫下不着地？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影响生活，不能影响学校教育，或者你说的是你说的，学校做的是学校做的。一句话，我们的教育科研，是为科研而科研，不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改变教育，离鲜活的教育生命、真实的教育生活越来越远。
我们的教育研究机构非常多，教育科研经费也不少，从县一级开始有教科室、教研室，到市一级、省一级，科研人员众多。全国1000多所大学，每个大学差不多都有教育研究机构，都有高教室，都出版自己的刊物。每个学校都有课题，甚至有的达到人人有课题，每个课题要开论证会。许多学校开课题论证会的经费比课题本身的经费还要多，用在真正的研究上面的钱太少了。我们的教育科研成本很大，但效率很低，真正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科研太少。
其实，教育科研关注鲜活的教育生命，最关键的有两条，一是关注教室里发生的事情。教室是教育的舞台。几乎所有重要的教育事件都发生在教室里。雷夫创造了第56号教室的奇迹，克拉克在教室里发现了55个细节，杜郎口在教室里完成了课堂的革命，山东金茵小学的新教育实验老师常丽华在教室里引领学生学习了“在农历的天空下”的诗词课程。但是，有多少教育科研人员能够沉下心来，研究在教室里发生的这一切？
二是关注教师和学生的生存状态。新教育实验提倡让教师和学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但是，在现实的教育中，我们究竟有多少老师对自己的职业产生了倦怠情绪，有多少学生对学习活动产生了厌烦心理？有多少研究人员关心过教师的喜怒哀乐？有多少研究人员考察过学生的课业负担？
笔者在贵州山区与那些长期代课的教师谈心的时候，与那些走两个小时山路上学的孩子交流的时候，才知道，我们对于一线教师与学生的情况了解得太少了。
所以，笔者希望，教育科研部门的同志，研究教育理论的专家，应该走出书斋，走进生活，走进教师与学生的心灵。要真正沉静下来，耐得住寂寞，那些伟大的成果必然来源于真实的教育生活，同时又是影响和改变我们的教育生活的。（作者系民进中央副主席）
《科学时报》 (2009-6-10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