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提出万有引力理论的时候只有23岁，后来他在给一位同行的信中写道：“因为那时我正处于发明创造的黄金时期，对数学和哲学的兴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浓厚。”

量子力学的奠基者之一、31岁拿到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保罗·狄拉克曾在诗中写道：“老年是一种令人颤栗的热病，每个物理学家都为此心惊。一旦度过三十年华，他与其苟活，不如轻生。”

时过境迁，年轻还是迸发创造力的绝对资本吗？

在刚刚过去的诺贝尔奖发布会上，年仅54岁的美国分子生物学家和神经学家阿代姆·帕塔博蒂安拿到了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格外引人注目，毕竟诺奖得主的平均年龄一直在上升。事实上，不仅如此，诺奖得主取得成果的平均年龄较一个世纪前增长了10岁左右。

“自古英雄出少年”已不适合现在的科学研究领域了吗？这是导致科研人员年龄焦虑的原因吗？在科技人才日益“晚熟”的现实下，年轻科研人员该如何保持定力、激发活力呢？

科技人才趋于大龄化

2011年，美国西北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经济学家本杰明·琼斯和布鲁斯·温伯格，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抽样统计了1901~2008年间的525位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方面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调查发现在诺贝尔奖设立的初期，科学家取得获奖成果时的平均年龄是37岁，但进入2000年之后，这一平均年龄增长到了47岁。

在此之后，中国学者做了更为详细的研究。他们统计了1901~2011年间获得诺奖的 500 名重要科学家的数据，分析科研创造峰值年龄的变化。结果发现30~50岁年龄的获奖者超过了50%。

在过去的 120年中，诺奖平均成果年龄一直在上升，截至2010年是44~ 47岁之间，同时，变化趋势也因学科而异。化学奖获得者平均成果年龄从最初的 34.73岁上升到45.31岁，物理学奖从35.15岁上升至44.54岁，生理学或医学奖从38.47岁上升至46.32岁。

在科研领域，少年英雄正在成为“濒危物种”。

这一现象的凸显与科学发展本身固有的规律是相关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忠和解释，科学已经发展成了一棵参天大树，知识体系越来越庞大、复杂，需要学习掌握的方法和技术也越来越多，学生成长为独立科学家的预备期也就显著变长了。

“除此之外，现在相当多的科学研究不再依靠单打独斗，而是团队合作。科学家需要各自发挥在方法论、实验能力，甚至是设备器材、资金上的一些优势，才能共同出成果。而积累学术资源、更好地调度这些科研要素，都是需要时间的。”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周涛说道。

这几个因素共同造成了今天的年轻科研人员很难再像过去那样早早地做出原创性、突破性的成果。

不必谈“老”色变

科学家科研创造峰值年龄的变化规律研究一直是科学社会学关心的经典话题，因为它关乎到科技人才管理、科研资源配置等重要内容。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科研创造峰值”和“科研创造峰值年龄”的研究并没有非常明确、统一的结论，但一般认为，科学家的创造力峰值年龄在38岁左右。

不过，2018年《自然》刊登的美国西北大学复杂系统研究所的一项成果冲击了这种传统认知。他们调查了大量艺术家和科学家，研究他们巅峰时期高影响力作品和成果的产生过程。结果发现，大多数人职业生涯中都包含至少一个相对辉煌的时期，而这一时期的出现具有很大的随机性。这也意味着，过去人们对科研创新“黄金年龄”的认识可能存在刻板印象。

周涛也认为，不应该对科学家的年龄设限。“过去我们之所以觉得青年科学家更有创造力，主要是因为年轻人精力最旺盛，投入科研的平均时间是最多的。但在那个年龄，把握大问题、调动各种研究资源的经验和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很难简单地说，什么年龄更有科研创新的优势。”

他还指出，学科的深度交叉已经成为一个必然趋势。科学研究正从以方法为中心转向以问题为中心，这些问题都是重大问题和真正难题，往往会涉及到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跨学科的方法论，这就需要不同学科的力量，这种学科之间的跨越更容易产生意想不到的创新。驾驭交叉学科的问题，年龄稍大的科学家，资源、经验更丰富，也更容易出成果。

“但在国内，确实存在独特的年龄焦虑问题，这种焦虑不是内生的，是外在的制度性因素造成的。”周涛直言，“我们花了很大力气尝试给科学家贴标签、戴帽子、设等级，以此进行资源分配，导致很多学者根据这些因素进行自己的职业规划，临近评价的时间窗口就会非常焦虑，因为一步错过可能步步错过。事实上，这种焦虑是毫无意义的，对真正的科技创新是起副作用的。”

少年英雄的成长经

创新固然不只是年轻人的舞台，但那些能在日益“晚熟”的科技人才队伍中早早脱颖而出的人，他们的“成长经”也许可以帮助更多年轻科研人员自我审视。

周涛，27岁被电子科技大学聘为最年轻的教授、33岁获得2015年度中国十大科技创新人物。

在旁人眼里，他是个天赋异禀的人，从小数学、物理、计算机成绩出色，还喜欢历史、哲学和武侠，文理通吃。只有他自己知道，“天才”标签的背后其实是他对科研近乎狂热的喜爱。

他在进入中国科技大学零零班读本科期间，和宿舍同学每天都往裤兜里装一些从书上撕下来的数学题，走路、吃饭，甚至上厕所都会拿出来看。晚上宿舍熄灯后，大家开始各自“汇报”一天的解题成果，要是哪天一道题都没解出来，或者解题方法不够巧妙，都会遭到室友们的“鄙视”。

在周涛前往瑞士弗里堡大学物理系读博期间，他可以住在实验室，一天工作16个小时，甚至刚到电子科技大学时，还能这样乐此不疲。

“人心惟危，道性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周涛曾经这样阐释他的价值观，人要坚持真心、目标专一，舍弃一切非本质的东西。这是他的成功之道，也是他后来传递给学生的东西。“坚信科学的价值，并且享受科研带来的快乐，年轻人只有具备了这一能动性，才能发挥科研创新的潜力。”

2021年，西湖大学工学院来了一位最年轻的课题组长（PI）——28岁的王睿。9月16日，他入选了福布斯中国2021年度30 Under 30榜单。

王睿从事的是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研究，一个新兴的极具潜力的领域。他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找到钙钛矿材料中的缺陷，对症下药，从而提高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转化率。

从读博到加盟西湖大学，王睿的工作习惯是随时随地看文献，保持新鲜感和好奇心，每天积累一点新想法，一旦觉得可行，立即冲到实验室动手去做。他试验过无数的材料、器件，这是他学生时代最喜欢做的事。

2018年，爱喝咖啡的他在一次和同事的聊天过程中灵光一闪：咖啡可以让人们情绪稳定，它是不是也能让钙钛矿的“情绪”变得更稳定呢？他进一步实验发现，咖啡因结构上有两个官能团与团队此前研究发现可以控制钙钛矿结晶、使材料生长更好的官能团是一样的。当他把咖啡因添加到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中，电池的输出功率果然大大提高了。

王睿并不是从来都这么“好运”，而是失败了无数次，才培养出这样的眼光。“我对自己和现在的学生有一个要求，不跟风大团队的工作。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不要害怕尝试和失败。”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这种信念也是被导师，特别是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导师、国际光伏领域的著名科学家杨阳反复敲打出来的。

杨阳在自述中曾经说过，他有一种独特的学生培养模式，在他们正式离开科研团队之前，鼓励他们提出异想天开的“点子”，必须是以前没做过的。他还会提供一笔小小的“启动基金”帮助学生来研究这些“点子”。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学生勇于冒险、敢于创造的精神。

除此之外，王睿还很擅长与人合作，注重对化学、生物学等交叉学科理论和知识的积累。他表示，这也和导师的引导分不开，当时他所在的团队就有许多不同学科背景的成员，跨学科的交流是激发创新活力非常重要的途径。

没有安全感哪来冒险精神

值得反思的是，科技人才的“晚熟”除了科学发展的客观原因外，制度环境、科研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让当下的年轻人更容易自我设限，这对他们早期创新能力的激发是不利的。

对此，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主席、美国马里兰大学终身教授刘国瑞与《中国科学报》分享了一点独特的体会。

刘国瑞刚到美国西海岸读书时，常跑到海边看人冲浪。后来，他渐渐发现，科研创新尤其是基础研究的创新，与冲浪非常相似。

“科学家就像冲浪选手，在等待一个浪头、一个趋势、一个时机。可是，浪头什么时候出现、在哪里出现、是大是小，都是无法准确预知的。”刘国瑞解释。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何保证持续创新，首先需要鼓励一大群人敢于去冲浪，而且大家要分散在不同的位置；其次，要培养一批有能力冲浪的人，他们不能刚骑上浪头就掉下来；第三，要在其中发掘更多能冲大浪的人。这样才能保证，不管浪打在哪里、大浪小浪，总有人能成功。”

这就好比建立一支庞大的人才梯队，梯队的基部一定是年轻人，他们要源源不断地参与到这个冒险游戏中来。

冲浪的年轻人该有怎样的心态？刘国瑞常告诉自己的学生：不问收获，只问耕耘。“成败的心太大了，很快就会因为无法接受失败，而不愿再冒险。”

“可是，原创和风险偏偏就是一对双胞胎，这时，如果一个社会很怕失败、不能接受失败，是没有办法鼓励更多年轻人去冒险的。”刘国瑞表示。

周涛也坦言，现在的年轻人的确冒险精神不足。“这是因为我们设置了很多政策让年轻人非常焦虑，尤其是在他们读博士阶段，要赶紧发文章，要拿到稳定的职位，要争取更多资源。一个高度竞争、拼命向功利性发展的社会，容错性非常低，这样一来年轻人就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人哪来的冒险精神？”

周忠和指出，这些令人焦虑的政策核心还是数字化评价。现有的评价体系加剧了年轻人在精力最为旺盛的时期自我设限、画地为牢。他认为，控制过度竞争，在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基础上，给年轻人更多保障性资源，让他们能相对自由地做自己喜欢的研究，是激励年轻人大胆创新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