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风云突变，北京无论是中小学还是大学的返校都被紧急叫停。而且，6月17日，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也对媒体表示，下学期要做好线上线下学习的双重准备。这对笔者而言多少有些“打击”。

这个打击一小部分是由于家庭子女上学的原因，但更为担心的是自己的教学与研究生指导。如果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到下个学期甚至明年，除了担心在线教学和在线研究生指导的效果外，还担心在线工作的效果。

首先，笔者非常不满意本学期在线课程的教学效果。以前在教室里面设计好的“包袱”，却在在线课堂中得不到学生的反馈，真的有如“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让自己感到尴尬、没有丝毫的底气。这种境遇似乎在很多大学老师中都普遍存在。

最近，美国一项针对疫情期间教学效果的研究也显示，在线方式下教学质量出现大幅度下降。可见，笔者的遭遇绝不是个案，要想提高在线教学的效果，高校教师必须在教学上作出改变。

其次，不满意这学期的研究生指导。笔者在疫情之前一直习惯通过任务驱动指导研究生，比如推荐学生看某些论文、让学生完成读书笔记、让学生根据某个主题进行文献综述，以及和学生共同完成一篇学术论文等。整体而言，笔者对此种方式的效果颇为满意。但在疫情期间，该方式似乎失效了。布置下去的种种任务，研究生拖沓推延，即使设定了硬性日期，交上来的东西也质量低下，连学生自己都不满意。而在此过程中，虽然笔者经常加以提醒与督促，但大部分的成果难以令人满意。

在问及此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时，多个学生都表示在家总是进入不了状态，容易被各种事情分心，而且惰性往往占据上风。因此，要想提高在线指导效果，高校教师必须在指导方式与技巧上作出改变。

再次，工作中经常出现误会。这段时间笔者所在单位要安排一些活动，领导给出了几点注意事项，通过邮件群发给了几位同事。包括笔者在内的好几位老师应该都认真看了这封邮件，但是却误会了其中的意图。直到与领导直接沟通后，才发现该领导曾多次在邮件往来中纠正笔者的偏差，但笔者竟然错误领会了。

笔者还侥幸以为可能是领导的邮件文字引起了歧义，于是重新去看邮件的内容，才发现明明白纸黑字几次三番都在重申，并没有丝毫的歧义，而笔者等多人却还是误读了。可见，如果仅仅靠文字沟通，缺乏面对面的交流，很多信息会丢失，误会就容易产生。而如果疫情持续，不能面对面交流的情况会大幅增加，这就需要有针对性地提高线上沟通的信息含量，提高线上工作效率。

最后，国际交流大幅减少，国际合作锐减。今年年初，笔者计划本年度最少实施两个国际合作项目，但受疫情影响，与国际学者见面交流的时间被一再推迟，到现在只能放弃。与几位国际学者希望通过邮件促进工作进展的计划，实施得也不够理想，邮件联络逐渐中断，相关工作也处于半停顿状态。

总之，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将给高校教师带来多重工作挑战。如果说春季学期的情况让大家措手不及，效果不佳还情有可原，那么秋季学期依然保持在线方式进行教学与研究工作，可谓有了提前演练和预警。按照当前的形势，疫情防控很可能将呈现常态化，所以高校教师要对这种常态化和持久战做好充分准备。笔者准备在暑假作出如下应对改变，在此和同仁进行交流与共勉。

首先，准备更多的教学材料。笔者准备将一些章节的内容提前写出文字稿，这样既有助于未来课程实现“翻转课堂”——提前将材料发给学生，让学生提前阅读与学习，在课堂上主要进行研讨与互动；同时又有助于教材尽快出台，可谓事半功倍。笔者甚至建议感兴趣的老师不妨开始制作微课甚至慕课，一方面可以促进自己的课程教学，另一方面还使自己的教学资源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提高自身的声誉。

其次，指导研究生时将任务明确细分。在疫情之前，给学生下达一个较大并且相对笼统的任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因为能够随时见面讨论、不断推进，所以是可行的。但由于疫情防控导致见面交流不畅，就需要增加人为的交流与反馈节点。因此，将原先的大任务分解成一个个的小任务，不断督促学生开展研究，将有助于减少学生的惰性。

再次，在工作邮件之余，增加语音或视频会议作为补充。人际间的信息交流需要多维度进行。文字交流有其简明扼要的优点，但也有耗费人们认知精力的缺点。因此，非常有必要充分利用多种不同的媒体手段与交流工具与同事进行交流，以免出现认知盲区，耽误工作。

最后，邀请国际学者装载中国的交流工具，比如微信。这样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彼此的交流效率、促进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还有助于向国际推广中国产品，在另外一个渠道促进中国产品的国际化。

总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常态化与持久战，将给高校教师的教学与科研带来多重挑战，高校教师必须主动作出应对，多投入、勤思考，保证在这种“新常态”下依然高效工作。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长聘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