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温才妃 通讯员 陈俭

徐英含：我国法医病理学最著名的专家之一，浙江大学医学院（原浙江医科大学）教授，国家教委法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委员、中国法医学会理事等。获2018年度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终身成就奖。

我是做法医尸体解剖的，从事这项工作要不偏不倚。一切均应实事求是，所见、所记录要站在公正的立场，不能被外物所左右。凡浮夸风、报喜不报忧、弄虚作假都不允许。

徐英含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专业，听起来让人颇为惊悚。

与它最相关的职业，在古代，被称为“仵作”；在现代，被称为“法医”。随着电视剧《洗冤录》《法证先锋》《法医秦明》等热播，充满红色的血腥味道与黑色的诡秘色彩的工作场景，总是让人又好奇又惧怕。但是，他们却是当之无愧的“尸语者”“死者代言人”，因为活人会撒谎，但尸体不会。

略有不同的是，作为浙江大学教授的徐英含是法医门生的老师，也是国内公认最著名的法医病理学专家之一。

阴差阳错入此道

1953年，27岁的徐英含来到浙江大学医学院病理学教研室，成为该校创校以来第一位法医学教师。年轻时的他意气风发，希望在教学上“一展身手”。然而，当时法医学仅是一门选修课，不仅没有设备，甚至连教材都没有。

学校教务处让徐英含先向学生们介绍法医学内容，让学生自愿选修或不修。“如果学生中没有人选修，我这法医学教师岂不是‘失业’了吗？”为此，他很彷徨。

为了让学生们选修法医学，他做了充分的准备，收集了许多案例对学生进行讲解，出乎意料的是，听完徐英含的讲解之后，学生竟然全体选修了该课程。这样，选修课就变成了“必修课”。徐英含笑称，“饭碗”总算保住了。

历史就是如此巧合，这段经历让他恍惚看见了自己踏上法医学之路的影子。

1946年，徐英含考进浙江大学医学院六年制本科，当时学校并没有法医学课程。直到1951年，卫生部从全国医学院校抽调一批学习好、思想进步的高年级学生，举办第一届高级师资班。

班内要求必须有人填写法医学志愿，而命运跟徐英含开了一个玩笑。当时班里填写法医学志愿的学生，均未被批准为法医学师资。然而，未填写这一志愿的徐英含却被分配去法医师资班学习，这让他一开始“很想不通”。但也正是这次勉强服从统一分配的契机，开启了他与法医学一生难解的缘分。

毕业后，徐英含回校任教，很快在专业领域一显身手。1957年4月17日，在浙江吴兴县杨家埠发现一具“似乎没有骨骼”的软尸，其特点是尸体经久不发生腐败，而且全身骨骼柔软，可以任意卷曲与折叠。这具怪尸的发现，被当地群众怀疑为“妖怪”。

这种怀疑必须消除，这一任务很自然地落在了徐英含的肩上。他来到杨家埠实地考察墓地土壤性质、附近水质、尸体生前历史，结合尸体解剖、化学检查、细菌学检查，最后确定这是一具已经埋葬200年的清代乾隆年间的尸体，由于棺外酸性水分渗入棺内，长期作用于尸体，使尸体腐败停止。同时，骨骼由于脱钙而变软。当时，这一新闻披露于浙江、上海的媒体，甚至上海有的高校还组织师生前来参观。

若干年后，他的同届同学姜起立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法医学虽非徐英含同学的志愿，但徐英含同学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勤奋，在法医学方面做出了优异的贡献，著作等身，荣誉多多，成了法医界的权威，令人钦佩不已。”

法医病理大放光彩

2003年3月24日，湖南某女教师死亡一案，历经4次法医病理鉴定，费时1年零4个月，死因意见依然存在分歧，有的意见出入还很大。

2004年6月27日，徐英含参加了最后一次法医病理鉴定。专家组共有5位成员，其中4位都是中青年骨干，只有徐英含是年近80岁的老者。他们都希望老先生能发挥主要作用。

经过几天阅卷、讨论、尸检，徐英含首先发表观点，他认为寻找死因的关键，在于找到导致死者肺水肿的原因。

一直以来，他认为，死因分析是处理死亡事故中的核心内容，必须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归纳，得出正确的死因结论。现有的某些资料、档案，有时把死因、死亡机制、死亡方式、主要死因、直接死因、间接死因、辅助死因、并发症等概念相混淆。结果同一案例，不同的人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在死因统计上也由于理解不一致而出入很大。不少情况是误将死亡机制当作死因，例如心、肺功能衰竭，肝、肾功能衰竭常被误作死因，这必然会导致千篇一律的结果。

“全面的死因分析，务必包括死因、死亡机制和死亡方式。”他对死因分析的意见，让在场的人纷纷点头，并将其鉴定结论作为最后结案的依据。

徐英含的许多观点沿用至今，如《组织死后自溶的研讨》一文提出区别自溶与坏死的概念和标准，50年来为法医学界和病理学界所应用；“死因分析”一文提出了死因、死亡机制和死亡方式的明确概念，迄今还是法医鉴定的范式和法院判案的依据；“分子水平的生活反应”提出应激反应的血液生化可以作为生前损伤的灵敏的全身性反应的概念等。

此外，“炉灰中的牙齿和纽扣”“水中的无头案”“一个70岁老人的情杀”……结合自己亲历的案件和全国知名的法医报道，徐英含还编写了诸如《法医疑案》等具有可读性的通俗读物，帮助更多人了解法医病理方面的知识。

道路和时间的产物

“道路是走出来的，时间是挤出来的。”这是徐英含的座右铭。

多年前，“中国微雕大师”冯耀忠把这一座右铭制成的微雕艺术品，在0.03毫米的人体汗毛上并列书写成两行字，赠送给徐英含，这成为他的无价之宝，一直珍藏在身边。

为了弥补学科无教材的遗憾，徐英含自工作以来便阅读了大量文献。上世纪50年代，他讲教学讲义的一部分内容充实后，先后出版了《法医毒物学》《法医病理解剖学》，成为新中国最早出版的法医学书籍。后来，他又主编和参编了几乎所有中国法医病理学的教材和专著。

工作需要时间，时间从哪儿来？徐英含“挤出来”的时间就是寒暑假和星期日。在工作时期，教研组内他第一个上班，不论有课无课，每天早晨七点不到就去教研室，教研室走廊上的路灯都是他亲自去关闭。

在他的努力下，除了法医病理学研究外，他还致力于环境病理学、艾滋病病理研究。先后发表学术论文140余篇、著作30余部。

1952年，徐英含开展二硝基氯苯的实验研究，论文发表在《中华内科杂志》上，编辑部特在文后加了按语，以资号召。从此以后，徐英含在该领域陆续发表了80余篇论文。研究由零星的病例报告起步，渐渐地集中于铅中毒和矽肺病例的研究，最后深入到大气污染物对肺泡巨噬细胞作用的研究。他成为当时国内矽肺病例研究的第一人。

1985年，艾滋病病毒（HIV）通过血制品从美国传入中国，4例感染HIV者均发生在杭州，其中一例于1987年死亡。徐英含亲自解剖了该例尸体，并发表报告于1988年《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证实为首例中国人艾滋病病例。该例淋巴结组织用14种免疫组织化学标记检查为国内首创，论文发表后，美国《国际实验医学》杂志约稿撰写HIV感染后淋巴结病变的研究述评。

回忆起这段经历，徐英含谈道，“当时国内还没人解剖过艾滋病感染者的遗体，浙江省卫生厅特别指定让我来解剖。我认为这是个光荣的任务，同时非常谨慎，最后幸不辱命”。

“道路是走出来的，时间是挤出来的。”已年逾九旬的徐英含，正是用这句座右铭勉励自己、激励后学。2018年10月，他获得了由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颁发的年度病理学终身成就奖。

育人和顾家兼具

正如当年开课之初，想尽办法吸引更多学生前来选课，徐英含对人才的培养一直孜孜不倦。

徐英含一共培养了14名研究生，这一人数虽然不多，但其中多为出类拔萃者。他们中间，有德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药科大学校长来茂德，美国得克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病理学终身教授龚芸，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科学家、宫颈癌疫苗（HPV疫苗）共同发明人周健等人。

徐英含爱生如子。第一位研究生李万德来自唐山，为了完成科研任务，暑假不回家，他爱人来看他，暑假就住在徐英含家中。

然而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徐英含又极为严苛。他说过一句话：“我是做法医尸体解剖的，从事这项工作要不偏不倚。一切均应实事求是，所见、所记录要站在公正的立场，不能被外物所左右。凡浮夸风、报喜不报忧、弄虚作假都不允许。”

正是因为严格要求，卫生部研究生教育检查团曾来学校检查，最后给出的评语是，“你校最好的研究生就是徐英含的研究生”。其中就包括周健，他的研究生论文发表于美国毒理学与药理学杂志，其论文选题《铅离子在体外对肺泡巨噬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为日后发明HPV疫苗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徐英含的勤奋和创新精神影响着他的学生。来茂德在硕士期间研究课题是“大气污染对肺泡巨噬细胞影响”。毕业后，他赴德国学习转做大肠癌病理学研究，在该领域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成为该领域的著名学者，并于2011年当选为德国科学院院士。来茂德还曾担任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主任委员，为推动中国病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堂堂正正地做人，老老实实地做学问”是徐英含的人生写照。行文于此，这似乎是一个标准版的科学家故事。其实并不尽然，相比传统报道中，科学家舍小家为大家的宣传，徐英含的家庭显得更接地气。

这说起来，这还要感谢一个人——他的老伴袁蔼娟。76岁那年，徐英含正在主编一本病理学教材，出版社要求成稿必须用电脑录入。当时是从来没有学过拼音、毫无电脑基础的袁蔼娟自学五笔打字，把录入书稿的工作承担了下来。袁蔼娟好学，徐英含大力支持。袁蔼娟练书法、做十字绣、写日记时，他总会主动承担家务。子女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也一样会帮忙处理家事，从无口角相争。

因此，在徐英含的家中，除了学术荣誉之外，还张贴着2017年、2018年镇、区、市、省“最美家庭”奖状，全国第十一届“五好家庭”奖状。而这些奖状也正说明了一位科学家成功的背后，是对人性、家庭和谐的追求换来的真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