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锋亮

在近日举行的2018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强调，要严禁宣传“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等，并且表示一旦发现这些行为将严肃处理。这一禁令是完全可以让人理解的，因为每年围绕“高考状元”都会发生很多有争议的事情。然而，在对此表示理解的同时，笔者却并不完全赞同这一禁令，甚至担心在某种层面，这样的禁令可能会产生很多意想不到的负面效应。

首先，从高考的功效谈起。高考在我国的功效有很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功效是让弱势阶层的子女有较大概率实现自身社会阶层的上升，进而促进社会流动。如果不宣传“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那么宣传高考的什么能让基层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感受到高考改变命运的功效呢？如果基层家庭很难对高考实现社会流动的功效有简单、直接的认识，会进一步滋生学习无用论，这会让基层家庭更难通过高考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进而会加剧目前被普遍担忧的社会阶层的固化。

其次，禁止宣传“高考状元”有悖于中华传统文化。“金榜题名”是被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津津乐道的重大事件，“金榜题名”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对社会公开地、高调地宣传高考状元。有这样一个论点，认为中国人对教育的信仰和西方人对宗教的信仰类似，对教育的信仰、对“金榜题名”的渴望促使中国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保持尊师重道、爱学乐学的传统。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思想文化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正确的思想不去占领，错误的思想就会去占领。这个逻辑同样适用于宣传战线。如果禁止宣传被广大老百姓和中小学学生津津乐道的“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相应的宣传阵地就更容易被娱乐、八卦甚至更为负面的新闻所占领。久而久之，尊师重道、爱学乐学、艰苦奋斗的传统文化可能就会被各种反智思潮所侵蚀。

其实，宣传“高考状元”不但中国人民喜欢，国际友人也同样认为是一个好的举措。10多年前，笔者在英国诺丁汉进行博士后研究，了解到在英国高考成绩公布的时候，当地新闻记者也在宣传当地的高考，也会采访当地的高考状元。据笔者的访谈，当地民众对此是颇为欢迎的。而这种宣传高考、宣传高考状元行为的历史在当地并不长久，据说还是借鉴华人的经验才慢慢流行起来的。

当然，笔者也深知近年来宣传“高考状元”的确有很多过火行为，间接引发了一系列负面行为，招致了很多社会反感。然而并不能因此就简单禁止对“高考状元”的宣传，而是应该想办法降低这些和“高考状元”相关的负面行为。其中，和“高考状元”相关的一个重要负面行为是“抢状元”。

然而，“抢状元”是可以通过别的方案进行解决的。比如恢复原先的出分前填志愿而非出分后填志愿。笔者在几年前曾经同在当时施行出分前填志愿地区的某个“状元中学”校长交流过，他当时表示，因为是出分前报的志愿，所以尽管在填志愿前，有多所高校来找过该状元作了宣传和动员，但“动静都不大”，更没有引起“打架”，学校也比较好办，只要简单配合高校的宣传即可。

某知名网站曾有人专门讨论“考前填志愿”“考后出分前填志愿”和“出分后填志愿”的优劣，有网友认为，考前填志愿的方式才是最“公平”的。因为这种方式最能反映考生的真实水平。通过高考前的多次模拟，考生基本能知道自己的水平，如果某个考生平时很稳定的话，即使高考发挥稍有失常少考了几分，也能报上与他水平相对应的学校。因此，那种一贯成绩优异、自信的考生更能够在出分前填志愿的制度下脱颖而出，而有效减少这些一贯成绩优异的考生因为高考成绩差了几分而失去进入与自己水平相应的高校就读的机会。

而且，出分前填志愿还有利于状元在不同高校、不同专业的分布，有助于更多高校的“双一流”建设，避免状元都扎堆在热门专业，有助于减缓目前“逃离工科”的不良趋势。

综上所述，鉴于高考具有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功效、社会上普遍担忧阶层固化的情况，非常有必要通过“宣传状元”“宣传升学率”告知基层民众可以通过高考改变命运。鉴于目前社会上时常出现的学习无用论、反智思潮，抱着千金买马骨的态度，笔者认为，不但不应该禁止“宣传状元”“宣传升学率”，相反，还要适当地加强相关宣传。针对其可能带来的负面行为，要有针对性地分析，加以精准解决，而不是简单粗暴地搞一刀切，更不能简单禁止“宣传状元”。否则，其带来的负面效应可能会更加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