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之康

近段时间，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园跳楼自杀、北京大学前教授被指性侵1995级北大女学生并致其自杀……类似事件仿佛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块，在国内高教界掀起层层波澜，也将一些高校卷入旋涡之中。

事件发生后，相关高校所作出的反应不尽相同，得到的公众评价也不尽相同。其实，上述事件的发生，除了将相关教师、学生推到公众面前之外，也将高校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应对得好，也许可以平安无事；应对得不好，必然会使学校的声誉受损，甚至会比事件本身所带来的影响更大、更恶劣。

那么，在当前的新媒体时代，高校又该如何应对舆情事件呢？

处理不好会“背锅”

实际上，对于自杀、性侵等舆情事件的发生，很多高校都有相对完善的应对机制。比如，舆情事件发生后，高校通常都会采取分段应对的方式，先组织调查、认定事实，然后进行处置，再在有限的范围内向与事件相关的个体公布处置结果。

虽然当前的情况是不同高校的处理方式有所不同、反应速度也有快有慢，但在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操太圣看来，它们的出发点应该都是为了维护学校的声誉，避免学校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不过，高校的不同反应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它们面对舆情事件时的不同认识。”他说，比如有的学校已经充分认识到网络时代舆情产生快、扩散广的新特点，从而积极应对，成功化解突发事件可能带来的冲击；而有的高校或者对舆情传播新特点了解不够，或者高估了自己控制信息传播的能力，从而遮遮掩掩、拖拖拉拉，结果引发严重的信任危机，一发不可收拾。

就如操太圣所说，在当前的网络时代，有些舆情事件已经借助新媒体的力量而被社会广泛关注，成为公众事件、热点事件。“这时，如果还是用相对比较传统的方式来处理的话，就会比较被动。”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端鸿指出，如果第一时间希望把事件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选择隐瞒，反而会被公众猜测、质疑。

对此，某高校宣传部工作人员胡江深有感触。因为几年前，他所在的学校就发生过一次学术腐败事件。起初，学校启动了内部调查，但同时抱着“家丑不可外扬”的想法进行了媒体公关，希望把事态控制住。不料，这件事后来还是被媒体曝光了。

“这让学校变得很被动，最终也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声誉影响。”他有些无奈地说，虽然是个别人、个别部门出了问题，但最后却变成了整个学校来“背锅”。

“鸵鸟政策”不可取

在操太圣看来，要想扭转这种不利的状况，在舆情事件发生时，高校就要明确表达自己对事件的关注，并向社会展现自己坦诚认真的态度，进而抓紧开展调查工作，让社会看到高校信守承诺、客观公正。

“具体来说，就是要在第一时间通过正式渠道发表声明，告知公众后续的工作流程，并认真对待事件，抓紧开展调查工作，及时向社会反馈调查的进展。”他补充道。

张端鸿则认为，胡江所说的这次“背锅”经历，其实还是因为在认识上存在误区，类似高校并非少数。

“他们觉得，处理过程按照程序都走完了，该处置的人也都处置了，这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何必还要让公众知晓，再形成一轮舆论热点呢？”张端鸿说，不让公众知晓也许能躲过第一轮舆论热点，但躲不过第二轮、第三轮，“因为舆论热点的形成是波浪式的，一浪下去之后，只要有新的元素，就可能会形成下一个更大的波浪”。

事实也正是如此。每当有学术腐败事件发生时，胡江所在的学校总是会被提及，俨然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反面典型。

当前，可以说人人都是自媒体。在挖舆论热点方面，自媒体俨然能与传统媒体相媲美。但实际上，很多自媒体并不能做到完全的客观公正，在基本的事实脉络基础上，往往会添油加醋，以博人眼球。

“这样，就会把高校推到一个非常被动的地步。”张端鸿说，“但是当前，很多高校领导在处置这类事件时还是按照传统那一套，犹如‘鸵鸟政策’，其实是不可取的。”

机制建设更长久

在当前的网络时代，舆情事件具有发生突然、传播迅速、情绪主导等特点，如果再有好事者在其中推波助澜，事态更容易失去控制。

“面对这种新状况，高校在观念上要有清醒认识，不能抱侥幸心理；队伍建设上要加强实战培训，提高相关人员的专业水平；机制上要多部门联动，以及时展开调查和发布公告；源头上要规范日常管理，防患于未然。”操太圣说。

对此，张端鸿则更加强调向公众披露信息的及时性、完整性和充分性。

“如果披露滞后，大量的猜测甚至诬陷可能就会出来；如果披露不完整，公众就会‘痛打落水狗’；如果披露不充分，就会给公众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张端鸿说，在看到相关信息时，公众并不能够从这些自媒体中分辨出哪些属于事实、哪些属于猜测、哪些属于臆想，“在自媒体的整合下，他们会觉得所有的信息都是事实”。

说到及时性，胡江特别指出，一定要在对事实进行全面了解的基础上再作出快速反应，“如果单纯追求快而忽略了真实性，就可能会授人以柄，让学校变得非常被动”。

文章开篇谈到的性侵事件中，与之相关的高校先后作出回应，其中，南京大学文学院在官网发表声明、两任院长也相继表态的应对方式，更是得到了公众的普遍点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信息披露及时、完整、充分。

“虽然该校声明的落款是‘南京大学文学院行政’，并不规范，但面对那样的形势，还是有效的。不规范总比慢了要好，对整个舆情事件发展的把握也更有利。”张端鸿认为，这对其他学校来说，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不过，当前高校内部的处置程序还是传统的科层制，贯彻着一套自下而上的层层汇报和自上而下的层层指示制度。张端鸿担忧，“在这样的情况下，处理舆情事件的及时性其实还是难以保证的”。

因此，他建议，在这种高校体制一时还难以改变的情况下，不如效仿国外高校建立一个独立的公平和多样性委员会，由教师、行政人员以及学生组成。这样一旦发生舆情事件，该委员会就可以迅速地取证、调查、披露，可以同时确保专业性与独立性。“这样，高校也可以相对超脱一些，不必冲在舆情事件的第一线，也不容易陷入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