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旭

2018年2月11日，北京极寒冷的一天，我接到朋友打来的电话——“孙枢先生去世了……”声音低沉，却字字击心，顿感鼻塞眼朦。我无心继续手头的工作，起身来到窗前。仿佛望见不久前他在病房的容颜，而风中摇曳的枯枝条，在阳光的映照下，依稀化作先生笔下那罕有而珍贵的金色垂柳……

初识孙先生是在1994年8月初，他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当时委里举办研讨学科前沿和优先领域的国际会议，我因参与起草委领导的大会报告而有幸参会。会间散步时，有同事向孙先生介绍我的起草工作，先生当即赞许“写得好”！得知我的专业背景也是地学后，马上兴味盎然地聊起我国现代地学创始人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前辈的学术贡献和逸闻旧事。先生博学而风趣，丝毫没有领导架子！更令人惊讶的是，几天后再遇先生，他竟毫不迟疑地叫出了我的名字。后来我听说，基金委只要和他打过交道的人，无论什么岗位、何种专业，他都能当面说出其姓名。

孙先生不仅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更是学识渊博、视野宽广、管理经验丰富的战略科学家。他任基金委副主任时并不分管我所在的政策局，却对科技政策十分关注，认为这是我国科学基金的重要基础，需要下大气力进行研究，时常与我们讨论科学基金政策问题。1997年10月，我随孙先生为团长的科技政策代表团出访英国，并到世界上最早成立的科技政策研究机构SPRU（Science Policy Research Unit）访问。在同科技政策专家的座谈中，孙先生总能以战略科学家的敏锐和洞察力，将政策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给中外学者留下深刻印象。他还鼓励我将科技政策作为终生研究的事业，指出科技政策本身就是一门科学，其难度并不亚于其他学科。多年来，每当我出书或发表重要文章都寄呈先生指教，他总会给我打电话或发短信，不仅交流和探究相关问题，还勉励我“多写些”，并让人“多分享”我的研究。2005年，我主校的海洋科学政策研究译著《全球海洋科学——走向交叉与合作》将出版，请孙先生撰写译序，他非常高兴并很快赐稿。2013年秋，先生邀我“就中国科学的发展和评价体系”问题与之合作撰文，可惜当时我手头事太多而拖延了时间，先生便独著《科技发展“里程碑”下的思考》一文，刊发在《中国科学报》上。我失去了同先生合作发表的宝贵机会，如今已成为我心中永远的遗憾！

孙先生除了担任基金委副主任外，还在中科院多个部门担任过领导职务，国内外学术兼职若干，多次参与国家重大科技决策咨询和战略研究，亲历了我国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工作和事件。难得的是，先生对地学史乃至科学史有着特殊的兴趣，对与其学术生涯有过交集的地学大家如朱庭祜、侯德封、刘东生、陈述彭等先生，他都撰写过回忆与纪念文章。他那些真挚生动的文字中，也蕴含着对我国科学发展及政策问题的深切认识和独特思想。鉴于先生的学术成就，“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首席科学家张藜教授希望将其纳入研究，我自告奋勇到先生家充当“说客”，不料却被婉拒了。他推说自己没有“惊天动地”的成绩，虽“有些工作经历但没有形成值得总结的思想”；况且地学领域还有一些比他“年长的老先生没有被人写”，故不能接受采集工程对自己的研究。面对先生陈述的“理由”，我竟无言以对。我深深感受到老一代科学家秉持中国士人的优良学风和尊师传统，以及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君子之风。在他八旬有余并接受肺癌手术后，我还看到他亲自处理另一位比他年长的院士牵头的《中国地学大辞典》的相关工作，一些琐务本不必由他亲力亲为。但这就是孙先生——不管世界如何变化，无论经历怎样的社会变迁，他对待学术的态度和恪守学术的标准至臻至纯，始终如一。这或许就是他心中的——金柳！

孙先生1933年生于江苏金坛，经历过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重大转型，他属于我国地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代科学家。中国地质学界著名的“十八罗汉”（即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18位地质学家，1916年毕业于地质研究所）中，有6位都是孙先生直接接触过的，他还与其中3位有着正式或非正式的师生关系。与这些前辈一样，他在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的同时，浸润且钟爱中国传统文化，熟读唐诗宋词，常常引经据典、出口成章，其博学多才和斐然文采成为学界美谈。更难得的是，2012年徐志摩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寻觅康桥的诗魂》中，竟收录三篇孙先生或独著或合著的文章！两篇解读诠释徐诗名篇《再别康桥》文中，先生寻访并考证“那河畔的金柳”究竟是“何种自然景色的诗意表达”，发现康桥河畔美若“夕阳中的新娘”的“金柳”之“金”色，并非夕阳映衬而成，而是真有一种从中国传入欧洲经杂交培育形成的“金色垂柳”。的确，他在北京也找到了“金柳”！地质学家的严谨学风，为文学史上见仁见智的“康桥柳辩”增添了新证。科学与艺术、理性与情感在他身上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我想，那“金柳”又何尝不是他心中纯然而珍贵的精神之光所映照，融入其高洁的人生境界和完美学术追求的一生的标识！

眼下，北京的春天将至，然而斯人已逝。依依金柳，何处寻觅……

（作者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策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