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望钊

【他将自己的遗体全部捐献用于医学研究，没有遗体告别，没有追悼会。】

2月11日，恩师孙枢先生结束了人间的使命，驾鹤西去。消息传来，心情沉重。想起三个多月前，曾专程到北京探望先生。当时先生已入住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我未见先生也三年有余了。看到先生卧病在床，形同枯槁。悲叹先生一生成就如此，晚年却仍要遭受病痛的残酷折磨，心中暗自伤怀。先生见到我，眼里却泛出欣喜的光，竟能强撑着起来，穿上正装，与我相对而坐。他一边嘱咐护理人员泡茶，一边开口就问起中荷在环保领域合作的新进展、我的工作以及荷兰各位老朋友的近况，独独没有半句谈及自己的病情。医生规定探视五分钟，我们却聊了一刻钟。待不得不拥别时，我们都眼含泪花。因为彼此间都明白，这可能就是最后的零距离相拥了！

我与先生的缘分，始于1989年。我那时还是个毛头小伙。当时因三峡工程论证的工作需要到中国科学院递送“长江流域规划（送审稿）”的有关材料。我愣愣地走错了道，撞开了中科院资环局局长的门。这个小小的意外，不足以让先生记得我，却让我记住了先生。直到六年之后，在北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召开的“农用稀土环境影响”中荷双边会议上，与时任基金委副主任的先生再次偶遇，我们才开始了忘年之交的师生情谊。

仍记得先生1997年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代表团第一次来荷兰考察时的情景。当时我是他们此行考察的荷方发起、接待人之一。考察日程紧密而劳顿，为消除大家出国在外各方面的不适应，我与同在荷兰攻博的太太一起邀请考察团全体老师到家里休息聚餐。当时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一桌简单的中国素宴。没想到那一次条件简陋的招待，先生在以后的二十年里都念念不忘，与我及我一家每次见面都必然提起。

先生再一次来荷兰，是专程为我的博士答辩而来。我的博士论文《稀土的环境概论》与国内学术界合作甚广，作为导师和答辩委员会委员之一，先生不远万里赶赴荷兰。作为唯一的中方委员，给我的论文提出了极具价值的指导意见。

先生曾应邀连续担任两届“全球环境热点国际会议”学术委员会主席，我作为会议组织者之一，有幸与先生密集地共事，有了更多向先生学习的机会。先生渊源广博的学识、谦恭亲和的风格，深深地影响着周围的人。很多棘手的事情只要一经先生点拨总能迎刃而解。

先生最后一次来荷兰，是与我们一家一起度过的最长的一段日子。先生终于可以忙里偷闲，来欧洲略度小假。那一次先生和师母为我们远道从国内背来的，是舒适的枕头、围巾、精美的花瓶和可口的家乡糕点。而背回去的，只是巨幅的欧洲地质地图。先生和师母先在我们家里小住了几日，便一同到北欧旅行。在丹麦，中国使馆科技参赞陪同我们一起考察了水域生态环境和风能发电项目，又参观了安徒生博物馆。在童话世界里，先生竟也开心得像孩子一样。现在回想起来，与先生一起的日子，真是温馨而短暂啊！

2004年回国途经北京，我们一家曾有幸去先生在中关村的家中小坐。还记得，那天在先生家的客厅里，我们海阔天空交谈甚欢。从国际科技动态到国内科研结构，从家里的一幅小画到徐志摩的《再别康桥》……

随着人生的路越走越匆忙，我们与先生相聚的机会也越来越少。怎料到再相见，竟是在先生的病榻前，短短一刻钟竟成此生永诀！

先生学风严谨，他言传身教，身体力行；

先生运筹帷幄，他思维开阔，学著等身；

先生儒雅慈祥，他是导师，也像慈父。

先生一生努力奋进，足迹留在祖国的青山绿水间。他的贡献卓越，精神永存在我们每一个学生的心田。先生一生的成就，无以细说。就在他重病卧床之时，仍然一心记挂着为社会奉献自己最后的光和热。他将自己的遗体全部捐献用于医学研究，没有遗体告别，没有追悼会。这种慷慨无私，不仅令人泪目，更使人得到激励。先生用自己的最后一刻，让我们看到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是奉献。

先生把一切都留给了人间，不带走一片云彩。如他喜爱的诗所言：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

别了，先生，您一路走好。

（作者系荷兰欧中现代农业技术研发中心、中欧食品产业发展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