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平

周建平

1977年参加高考，1978年3月进入国防科技大学应用力学系学习飞行器结构强度设计专业。固体力学和航天系统工程领域专家，2006年起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长期从事载人航天工程总体设计及技术管理工作，参与组织载人航天工程第一步任务（载人飞船工程）的研制和飞行试验技术工作，主持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步任务（空间实验室）和第三步任务（空间站）全面技术工作，为突破和掌握空间出舱活动技术、交会对接技术、在轨补加技术，建成空间实验室大系统，实现我国载人航天技术跨越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2项、一等奖1项。201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父亲曾多次跟我们兄弟姊妹讲，他最大的遗憾就是小时候家里条件差，只读了4年书，如果有机会上大学，自己一定可以学得很好。他的经历对我影响深远。

我从小是个喜欢读书的人，也是不需要家里操心读书的孩子，非常幸运遇上了恢复高考，后来又继续读了很多年书，上了很多年学。

读书使生活充实

我的父亲“文革”前在湖南省湘西金矿（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担任党委书记，所以我从小生长在矿上。

1964年，我进入矿上的附属小学。两年后“文革”开始，父亲被关了“牛棚”。在动荡中，我小学读了六年半，初中则是在1971年春季入的学，那会儿湖南初、高中都是两年制，因此我于1975年春季就高中毕业了。毕业后我在离家100多公里的桃花源附近下乡，当了一年多时间的知青，后赶上矿山扩建招工，我便成为一名井下工人。

“文革”期间，国家教育体系受到较大冲击。但在那段日子里，读书却又是让我们这些孩子生活变得更充实的重要选择之一。记得那会儿，我们那的电力要用于保证生产，晚上家里经常停电，看书只能点煤油灯。夏天怕蚊子咬，我就在床上隔着透不进多少光的老式麻质蚊帐看书，灯光昏暗，但依然觉得畅游在知识的海洋里，快意无比。

尽管在那个年代，“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但我们学校里最受老师看重和同学认可的，却依然是学习上出类拔萃的学生。

至今让我颇感幸运的是，1970年矿山学校扩建时，矿领导派人去洞庭湖农场招人，于是，矿上迎来了一批非常优秀的老师。他们中有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也有毕业于中山大学、同济大学、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大学前身）的，真是来自五湖四海。他们思想活跃，视野开阔，让我深深感到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太有魅力了！

毕业于中南矿冶学院的邢汝华老师是我中学4年的班主任，是全班同学的良师益友。我上初中时，因教材难度不够，他就找来“文革”前的高中教材让我自学。那段时期又恰逢1973年小平同志复出，教育被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这极大激励了我学习的兴趣，也让我第一次产生了上大学的渴望。

高中时，邢老师又为我找来大学的高等数学和物理教材，并鼓励我说：“可能有点儿难，有些问题我也不一定能回答，但我会帮你找其他老师请教。”确实，那批大学生没学多少课程就赶上“文革”，大学课程的底子也的确不厚实，所以每当我学习上遇到困难，这批名校学子就时常和我一起探讨解决。

还有一位对我影响颇深的是毕业于北大物理系的聂杰初老师，他当时是我的语文老师，所讲授的语文文法是课本上没有的，却是理解中文的重要基础；他还在课余讲授一些具有启发性、技巧性的数学知识，让我们这些对数理懵懂的孩子第一次感受到了数学之美；他还告诉我们，物理是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

在聂老师身上，我看到了教育对一个人格局的巨大影响力，也让我体会到了一所好大学的魅力，让我立志要进入名校求学——尽管那时候还没有高考，读大学还是那样可望不可即。

如此种种，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高中毕业已经超过两年半，却没有感觉彷徨，只有梦想照进现实的兴奋，我知道改变命运、实现梦想的机会来了。尽管地处大山深处，当地很多人纷纷议论：矿山是不是有人能够考上大学？但我坚信自己能够考上，而且一定要进好的大学。

错过经济学，结缘飞行器

因为家在湘西矿山，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少，我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得知恢复高考消息的。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的情形——1977年10月21日，我已经回到湘西金矿当矿工，和往日一样，六点半起床，一边听新闻广播，一边洗漱、吃早饭，忽然广播里传来了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消息，当时我整个人呆住了。之后，尽管按时7点出门、上班，这一天怎么过的细节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我清醒地知道：上大学的梦想要成为现实了，下班回家该想办法找复习材料了……

当时距离考试只剩不到50天，小我两岁的胞弟也和我一起参加高考。我们俩就晚上在家点着煤油灯，互相讨论着复习。不过除了一本借来3天就得还的数学习题集，就只有“文革”期间的课本了。

那会儿矿山生产任务很重，一周工作6天，周末也常常需要加班，父亲又是矿山领导，这些原因使我打消了请假复习的念头，只有下班后的一点儿时间可用。招工时那么多工种，父亲就让我带头下井当矿工，一天工作下来很累，熬不到10点就想上床睡觉。算是强打起精神复习吧，但仍是全力以赴。

不过我清楚，77级高考，考的不是这一个多月的复习，而是我们过去那么多年对待学习的态度和追求知识的情怀，我没有理由担心自己。

12月10日，我骑车带着弟弟一起去考场，成为570万高考大军的两分子。

语文题目中，有一道拼音题我印象深刻，因为其中有两个汉字的拼音是连在一起的，与以前学的不一样，我看出那是个词组，写出了正确答案，后来得知我认识的其他考生都没做出来。还有一题是默写毛主席语录，这对我们这代人就更不是难事了。数学题有一定难度，还有一道20分的高等数学附加题，我都做出来了。

一天考试后，很多人放弃了次日的考试。

第二天的物理、化学是一起考的，我在一道物理题上耽误了时间，尽管最后都解了出来，但已来不及检查卷面了。这也导致我最终放弃了报清华。

那年湖南省在高考前后分别报过两次志愿，第一次报志愿，我报的是清华大学、中南矿冶学院、湖南大学。第二次报志愿，思虑再三，我还是放弃了清华，填报了长沙工学院、湖南大学和中南矿冶学院三所湖南本地大学。在是否服从调剂分配一栏，我选择“否”，因为我想上一所心目中的好大学，这次没考上就下次再考。

因为中学时代从图书馆借到过一本《经济学原理》，让我领会到了学术研究的价值，对我产生的影响很大，所以我本是想学经济学。无奈当年在湘招生的综合性大学均不招经济学专业，可能因为那会儿还不是热点。上清华、学经济的两个愿望，都只好在25年后由儿子去完成了。

第一批学校录取得早，很快我接到了长沙工学院的挂号信。专业是学校直接分配的，从此，我与力学和航天结缘。

把长沙工学院作为第一志愿，是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学校长的建议。他告诉我说：长沙工学院的前身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几年前刚刚迁到长沙，第一任校长为陈赓大将，建校之初由周总理亲自为学校选调了一批知名教授。

我弟弟考上了衡阳医学院，我们矿上还有六七个孩子也考上了。但我最要好的中学同学，也曾是年级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那时是车队司机，却因为徒弟开车出车祸受伤而错过高考，至今都让我替他惋惜。那天我去大学报到时，是他要了个出车任务，顺道把我送到地处290多公里外的省城长沙。

解题稿纸有半米高

1978年3月初，长沙依然很冷，我坐着卡车颠簸一整天也没觉得累，却在进校门那一刻感到有点儿“凉”——那满目低矮、军营般的房子，实在与我期待的典雅、深具历史积淀的大学形象差距太大。

说实在的，哈军工那时候刚刚南迁至此，条件确实不好。但就是在这条件简陋的地方我们竟然见到了钱学森，他当时坐在一辆红旗轿车里。那是1978年6月，我们入学刚3个月，小平同志亲自决策，将长沙工学院改建为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当月下旬，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亲自来校指导学校教学科研工作。我所在的应用力学系的专业设置，就是那时钱老按照航天工程的基础学科需求亲自制定的，包括空气动力学、飞行器结构强度、液体火箭发动机、固体火箭发动机等专业。

那会儿的学生特别用功，我也体会到了“做梦都在解题”的那种如饥似渴。

学校图书馆藏书起初也有限，想借的书未必能借到，但我运气不错，有一天正好有人在还《吉米多维奇数学分析习题集》，被我一眼看到。这是苏联学者编写的著名习题集，有四千多题。我后来用了一年时间，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上，把题都解了出来，解题稿纸摞起来近半米高。

其中一些颇具难度的题目，去找老师也是给他们出难题，有的要好多天才能够得到答案，所以后来我也不好意思再找老师了。我日思夜想找思路，体验到了时任副校长孙本旺教授讲的，在梦境中获得解题灵感的美妙经历。

因为数学功底不错，大三那年，数学系老师曾建议我转数学系，但我婉拒了。我读了很多数学书、做了大量数学题，是要为从事日后的专业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却不是想换专业。这段痴迷数学的经历帮助我培养了比较强大的建模和数据分析能力，至今还受益匪浅。后来毕业当了老师，遇到有意思的习题，我还是会买下来享受一番解题的酣畅淋漓。

学校对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很重视，把最好的老师派给了我们，还开设了很多门选修课，包括张量理论、电动力学、量子力学、实变函数、数理统计等，我还得到允许旁听了79级研究生的全部专业课，校园生活过得很是充实。

因为中学就没学多少英语，刚到大学，英语成了我的短板，被分在英语慢班。弥补短板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多读多背，当时我读了很多英文书、英文报刊，连走路、坐公交车也都拿着本单词在背，到大学毕业时，一天可以读完200来页的英语小说了。记得《项链》《双城记》《远大前程》，还有一套5本的《伯克利大学物理》，都是那会儿读完的。后来我到大连理工大学读研究生，刚入校还得过英语的竞赛奖。

那时候上大学不需要缴学费、住宿费。有段时间我给低年级学生当数学课的助教，每个月还能领到15块钱补助，这可能是我们那个时代大学生最早的勤工俭学了。

长沙冬天湿冷，阴雨连绵，大一那年的3月份更是整月见不着太阳，很多北方来的同学不习惯。而夏天没有电扇又特别热，常常睡了一夜起来，草席上被汗拓出一整个人形印子。这些回想起来都是趣事。

我们宿舍7个人，5个是北京人，在他们带动下我们宿舍比较活跃。我们曾经有一个约定，不管是什么考试，全宿舍的第一名要出1块钱，攒到期中、期末，几个人就可以到小馆子“撮一顿”，庆祝一个学期的结束。另外还有个劳逸结合的项目是打桥牌，我和3位北京同学每周六打个通宵，一直到大学毕业。

更加懂得珍惜

我21岁上大学，在33个人的班里属于中位数年龄，最大的同学长我11岁，担任班长。班上有6位女生，其中一位重庆姑娘后来成为我夫人。在大学，我寻到人生方向，觅得人生伴侣，是何等幸事！

4年后，我考取了大连工学院（大连理工大学前身）固体力学专业读硕士，后又回到国防科大读博士、教书。我曾经到美国南加州大学机械系做访问学者，到那儿才知道邀请方帮我申请的签证可以办绿卡，但我不以为意，到期就回国了。

我们这代人经历过动荡，不过也从中更加懂得珍惜，人也磨砺得更坚毅、沉稳。因为当过矿工，要把一百多公斤的轨道先抬到师傅肩上，再把另一端单手扛到自己肩上，我手劲儿到现在都非常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得到的这些收获，对我之后的科研工作来说也很重要。

我一生中遇到了许多优秀的老师，他们是我的良师益友，引领我走过人生不同的阶段。希望年轻学子也能如我这般幸运，遇上好的老师，不忘初心，汲取知识。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科技、经济的腾飞发展令世人瞩目，正所谓，风物长宜放眼量，正是扬帆万里时，更愿年轻人也能够把握住时代赋予的机遇，成就一番人生。

感恩生逢改革开放的年代，我才有了考大学、上大学的机会。北大学生“小平你好”的横幅代表了我们那一代大学生的心声！

（本报记者张楠采访整理）

周建平在下乡期间

周建平与老师、同学合影

矿山同事送周建平上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