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郑健龙

郑健龙在指导学生

■郑健龙

郑健龙：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9月进入中南矿冶学院（现为中南大学）力学师资班学习。曾任长沙理工大学校长，现任公路养护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中国公路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务。长期从事道路工程领域的技术和工程实践，解决了南方湿热地区膨胀土等不良土质公路边坡的稳定加固、填筑路基等一系列技术难题，提出了设计寿命分层递增的耐久性沥青路面理论框架、结构体系与设计准则，建立了沥青路面的状态设计法，为我国公路交通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学术专著5部；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共2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8项，其他奖励十余项。201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回望40年前高考制度的恢复，确实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极重要的一步，不仅仅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命运，更重要的是，迈出了教育领域改革开放的第一步。而没有教育的开放，就没有思想的开放，更没有之后这40年的巨大成就和翻天覆地的变化。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开放是一切开放的基础与先行之举。

不甘少年失学，苦读夜校补憾

我没读过高中，因为在乡镇当税务所长的父亲在“文革”中反对武斗，成了当时所谓的“917”分子，还被抓过，我也因此没了读高中的资格。而我的初中也没读什么书。

我老家在湖南邵东。1966年9月我进初中的第一个学期，正是“文革”如火如荼之时，全中国的学生们都在到处串联。“伟大首都北京”“红色根据地井冈山”，这些词对12岁的我很具诱惑力。那时候也不知从哪来的胆子，我和几个同学迈开双腿就出发了。一路步行，我们从邵东走到湘潭，又走到长沙，到长沙再也走不动了，我便写信让家里寄十块钱来。父母不同意，极力劝我回去。这次“串联”活动终究还是无疾而终。回家后我仍然不甘心，天天跟母亲软磨硬泡，母亲被我搞烦了，给了我5块钱。可是从长沙坐火车到株洲就要4块4毛钱，买完车票我身上就只有6毛钱了。没办法，我继续迈开双腿步行。幸好有沿途的“红卫兵接待站”解决，我整整走了6天，才到了井冈山。

我在井冈山刚待了一个礼拜，中央下发文件了，说是不让再搞“大串联”，要求红卫兵“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于是我又“混”坐火车到武汉外公家过年。

“大串联”回家后，按照上级指示，我们初中一年级的同学们一起又“打回老家闹革命”，重新到小学回炉半年，并于1967年9月进行二次分配。我们被安排到邵东县五一中学（现两市镇二中）上初中，直到1970年元月毕业。

初中毕业时我16岁。当时只有工农兵和革命干部子弟才能继续学习，父亲“有问题”的我理所当然不在其中。毕业后我无所事事，也不愿回乡下的家，便从学校直接住进了县城里的一个同学家。当时也是初生牛犊，年轻气盛，我们3个男生居然“承包”了一个挖防空洞的工作，我们白天黑夜地挖防空洞。父母一两个月不见我人影，听说我在挖防空洞，立马把我押回家了，工钱当然是一分钱都没拿到。“要给他找点事做。”看到我这样不安分，当医生的妈妈着急地对父亲说。于是1970年3月我被送到公社的综合厂学习，竟是学裁缝！现在我还会踩缝纫机，能左右开弓用针线，还会做衬衫。

一心想读书、更想闯世界的我当然不甘心做裁缝，勉强待了3个月后，我又跳起脚来要找别的工作。当时公社分管这块的是一个姓孙的副社长，他到哪我到哪。他被磨得没法。有一天他对我说：“现在要搞‘三线’建设，你跟民兵们一起，到新化修铁路要得不？”我满口答应，认为这才是男人们该干的活。

那时搞“三线”建设是为了“战备”急需，有好多工程。我从娄底的新化到怀化的芷江，再到邵东的军用机场，整整一年半的时间，转战在修铁路、修机场的工地上，挖土打夯搞宣传，冥冥之中开始与“交通”结缘。

1971年底，我被招工进了邵东汽车修配厂，当上了一名热处理工。刚一报到，厂里就派我到邵阳第二纺织机械厂培训。“二纺机”当时是有名的国企，辉煌时期有5000多名工人。“二纺机”不仅让我学热处理，还让我搞化验，同时兼做不同工种的两份工作。我那点可怜的还“注了水”的初中文化肯定不够用了，于是我报名到厂里的“721工人大学”读夜校。记得是每周三个晚上，一次两节课。我一口气报了代数、三角、几何、初中物理、高中物理等好几个班，这样我几乎每个晚上都在读书。

不甘高考无望，斗胆向上写信

知道高考恢复的消息是在1977年10月，那时我已经是湖南省交通学校的一名中专老师了。我向学校提出要考大学，但学校不同意。

本是工人的我，怎么又当上了中专老师？这说来又有点话长。

培训完后，我回到邵东汽车修配厂，当时厂里的热处理设备没搞好，我又被分到了翻砂车间。那真是个苦差事，铁水飞溅，时常会飞到我身上。我没有叫苦，咬牙坚持着。“这小伙子不错。”师傅们都是这样评价我的。

1973年，湖南的一些大中专学校开始选拔“优秀工农兵”入学。我们厂有一个上中专的名额，但省里要求须两人参加考试，我和一个复员军人被厂里推荐参考。其实厂里初衷是让我“陪考”，没想到我的成绩更好。后来硬是专为我增加了一个招生名额，才让我进了湖南交通学校，而那个复员军人读了邮电学校。

我们那一届是学校复校后招的首批学生，我念的是动力机械。好久没上过正规学校的我，进校后真的是玩命地读书，每门功课都非常优秀，特别是机械制图，图画得格外漂亮。这样，才读了两年书，学校就让我提前半年毕业留校做了老师，同学们还没毕业我就拿工资了。当了一个学期的老师后，到了1976年元月，学校又把我送到西安公路学院进修，插班到74级筑路专业学习。

学校如此重点培养我，而我进修还没完，又提出要考大学，当时的湖南省交通学校是一所师资严重缺乏的学校，学校领导有一万个理由不批准。

太想读书的我并没有放弃。不记得是向省教委还是国家教委，或者是教育部，我斗胆写了一封信，询问我这样的情况能否考大学。信寄出一段时间后一直没有回音。到12月5日——这个日子我一辈子记得，我在青岛接到了学校来信：“可以高考”。这4个字让我欣喜若狂，我匆匆赶回长沙，复习迎考。

1977年湖南的高考时间是当年的12月17日、18日两天，我赶回学校时已到了12月10日，已经没多少备考复习时间了。我只好找同事们的复习资料匆匆看了看，可以说没什么准备就走进了考场。

好在有夜校和中专学习时打下的基础，数学物理我都还不错，最差的是语文。特别清楚地记得，语文第一个题目就是汉语拼音，“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其实我只认识“我”“的”“目的”几个字的拼音，但平时我爱看书，毛主席语录也背过不少，连蒙带猜加凑，我居然一下子做出来了，这大大增加了我的自信心，这样可能语文考得也不会太差。

我至今不知道自己的高考分数。我报的第一志愿是华中工学院液压传动专业，因为在中专和进修时，我都对这些感兴趣。在西安公路学院进修时，上这门课的是一个湖南老乡，他的全套教学挂图还是我一笔笔画出来的，据说现在还在学校保留着。

考完后，别人来录取通知了，但我没有。后来我听说是因为年龄大了没录，也不知真假。其实那时我才24岁。

再后来，我被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大学前身）力学师资班作为走读生录取了（据说是扩招）。

那天，学校传达室师傅说有我的一封信，我拿来一看，终于录取了，是中南矿冶学院（以下简称“矿冶”），就在长沙。

当时学校还排了我一年的课，好在“矿冶”和工作单位同在一个城市。所以上大学的第一年，我既当学生又当教师——上午在长沙的河西当学生，下午绕整个长沙转一圈过到河东来当教师，每周有两个下午，4节课，那时交通又没现在方便，我跑一趟往返要四五个小时。

不甘读研中断，待机再次拼搏

说是走读生，其实我们还是住校。班上像我这样说是扩招进去的学生有好几个，都是年纪比较大的，都在一间宿舍里。当时我们全班31个同学，年纪最大的32岁，最小的才16岁。我们宿舍的8个同学因为年纪大，更是特别努力。我别的功课都没问题，最头疼的是外语，连26个字母都不知道，但两年后的外语过关考试，我考进了班上前三。

大学第二个学期我就当了班长。说来也巧，同在岳麓山下相邻的湖南大学也有个力学师资班，这个班的班长陈政清，后来和我同一年当选了中国工程院的院士。

大学四年我成绩一直不错，毕业时顺利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但因为那几年我是带薪读书，而且原工作的学校急需老师，饮水思源，我就回到了我的中专母校——那时已升格为长沙交通学院了，一边教书一边读研。

可惜好景不长。1982年年底长沙交通学院来了个新领导，规定不得在职读研！我真的好难过，几乎是流着眼泪把自己的读研课本收起来。那个寒假，我闭门备课，接了一门学校的老师们都不愿接的课——塑性力学。好像是跟谁较劲似的，我使出了吃奶的劲来全心备课，没想到非常成功，那个寒假写的讲义至今还作为精品，在学校流传。

一年多后，长沙交通学院又来了个新领导。新领导一反上一任的做法，鼓励年轻人考研。我的读研梦再燃，这次我是“吃了称砣铁了心”，一定要考，宁愿不要工资。那是1984年，我考的是湖南大学固体力学专业，导师是钟正华教授。特别感激钟老师，正是因为他的严格要求，我只用两年时间就研究生毕业了。

不甘路途艰难，吃得苦霸得蛮

当年我上中专时提前半年毕业，读本科时还一边教书，研究生又提前一年，后来又读了博士，当了十几年的大学校长，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还有幸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学生们也经常问我，这几十年的成长过程，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你靠什么得到了今天的这一切？其实我个人的体会是勤奋一点、坚持不懈就好了，很简单的。

也许是因为最想读书的年龄被迫辍学，我这一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之前有媒体也报道过，说我“少年失学的遗憾转化为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如果两天没沾书，就像丢了魂似的”，这是真的。

我总觉得自己笨，而且少年失学，研究生毕业都32岁了。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要求自己比别人更勤奋些，更努力些。记得研究生毕业没多久时，我加入著名教授张起森老师的课题组，3个 “七五”期间国家组织的重点攻关项目，我们整整搞了5年。当时学校只有20多台计算机，而我们课题的计算工作量又很大，我是常常等到深夜无人用电脑了，才一个人在机房同时操作20多台电脑，一干就是一个通宵。也就是因为这份勤奋，1993年我申请到了当时最难申请的比利时博士后基金，基金资助力度之大创造了当时公派留学的一个奇迹。

第二个体会是做事不要挑三拣四，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投入一行。不能说我不喜欢就不干。任何事，只要你努力做了，尽心尽责地做了，总会有收获的。当工人时先是让我搞热处理，后来又让学化验，最后做翻砂工，按说这几个工种跨度不小，而且有难有易，有的特别受罪，比如翻砂工，但我都没讲半点价钱，并且为了做好这些工作主动报名读夜校——没有这一步，我能考上大学？做翻砂工叫苦偷懒，厂里能推荐我读中专？我先后学习过机械、力学、道路工程专业，这些专业虽然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在日后的实际应用中其实是能够融会贯通的，不同的学科能不断地给予我新的思路和灵感。

第三个体会是要“吃得苦霸得蛮”。别人看到我笑哈哈的样子，问我这辈子有没有难事？当然，难事太多了。比如我们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膨胀土治理，不说如何科研攻关什么的，也不说像民工一样转战在各个工地上，光是为了让施工方配合，我们就费尽了口舌。还有我们的国家工程实验室，当时交通运输部跟国家发改委谈了三年，才同意有10个名额，而这10个里根本没我们的份。我们找省里、找交通运输部、找国家发改委，当然我们自己也不断地练内功，最后几乎在所有人认为不可能的情况下，我们争取到了这个国家级平台。

中国有句老话，叫作“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确实是这样，学习是这样，工作也是这样。真心希望年轻一代在国家兴旺强盛、社会持续进步、人们的物质条件与文化环境不断优化的新时代，珍惜大好时光，刻苦学习钻研，勤奋努力工作，用优异的成绩回报国家，回报社会，回报家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李伦娥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