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期（左一）

知青时期

大学时期参与科研实践

■宁滨

宁滨

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3月进入北方交通大学铁道信号专业学习。现任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校长，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轨道交通列车运行控制系统，智能交通系统、系统的故障检测与诊断、系统的容错设计、系统可靠性与故障导向安全等。致力于高速列车运行控制系统、城市轨道交通列车运行控制系统和干线铁路列控系统领域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带领团队研制的国内首套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基于通讯的城市列车运行控制系统”“数字化通用机车信号”等成果获得产业化推广应用。是我国轨道交通数字化、网络化信号系统的开拓者和领军者之一。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4项，获得授权发明专利十多项。2014年获詹天佑科学技术奖大奖。2016年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1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每个人生命中都有关于青春的记忆，都有一段难忘的流金岁月。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标志着改革开放的启动，它不仅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高考使我有机会从下乡知青成为大学生，并从此走上了科研之路。

回望过去的40年，我们这一代人是极其幸运的，因为我们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成为国家改革开放40年最重要的见证者、参与者及贡献者。同时，我们又是极其努力的一代人，因为我们比任何时期的人都深知学习和工作机会来之不易，深知国家和民族对青年的期许，所以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在不断奋斗。

3年知青岁月：历练和成长

1975年初我高中毕业时还不满15周岁，可以说对什么都懵懵懂懂，不甚明白。当时未满18岁可以不下乡，但我觉得待在家中也无事可干，就随大伙到农村去插队锻炼。我比较幸运，当时插队的地点是在离家十多公里的小县城附近。

农村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当时基本没有蔬菜吃，细粮也很少，主要吃粗粮。尽管国家对知青的定量还算比较高，但我们那个年龄段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油水太少，饿肚子是常有的事。我因离家近可以过几周回家改善一下生活，但村里还有几位北京来的知青，一年也回不去一次，比起他们我要幸运得多。居住条件也不大好，20多人住一间大屋子，很多人抽烟，屋里经常烟雾缭绕。

同时期下乡的知青最大的也不到20岁。我们当中没有人奢望这辈子还能上大学，对未来也都比较茫然。我的父母是中学老师，但他们对社会形势的看法也比较悲观，认为我没有上大学的可能性，能找个工作就不错了。

当时，我们知青队由40多人组成，村里派了一位老党员做我们的书记，指导我们在当地的汾河滩垦荒。开始垦荒时工具非常原始，没有机械和牲口，就4个人一组拉着犁耕地，因地下多是草根和树根，我们经常被勒得后背全是血印。河滩夏天发大水，还要抗洪。这就是我最早的青春岁月的场景。

当时劳动强度很大，个人理想似乎微不足道，但我们的生命力却越磨越强。我们那时都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既然干起了农活，就要想办法干得又快又好，越是艰难的越要克服。所以，我们后来的贡献也很突出，第一年开荒种粮就向国家上交了十几万斤小麦，为此，山西省知青办还奖励了我们一台手扶拖拉机。

插队期间，我一直没有中断学习，有两件事我一直坚持。

一是读报、剪报和抄报纸。那时候只有“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文章的内容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但它却满足了我对阅读的渴望，也让我了解时事，掌握了一定的写文章的方法。我高考时语文成绩不错，应该得益于此。这一习惯我保持至今。

另一是我坚持记日记、写随笔。在相当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我对自己还是有要求的，没有松懈思考。后来我发现坚持学习也还是有一些现实的益处的。记得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知道我爱读爱写，每到年终总结就指定我帮他写稿子，而作为奖励，他会放我一周假。这也使我体会到学习和不学习、有能力和没有能力是不一样的。

3年的知青生活转瞬而过，但年轻时期的阅读和学习，是一种学习精神和学习习惯的养成，包括通过学习获得的思维能力，是可以伴随人一生的。

3年知青岁月，让我从青涩少年走向青年，身体在高强度的劳动中得到了历练，对农村困苦生活以及开荒种粮的真实体验，也让我产生了强烈的投身国家建设、改变国家面貌的渴望。

3个月备考：命运的拐点

关于参加高考的整个过程，现在回想起来好像做梦一样，但有个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1977年10月的一天，我和同伴们还在地里干活，突然从村头的高音喇叭里传来清亮的声音：党中央决定，恢复高考……

听到这个消息，我特别激动。我们这些没有机会回城，也没有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的知青，终于有机会报考大学了！

我很快向生产队请假，回家去复习功课备战高考。

坦率地讲，虽然当时觉得参加高考是我改变命运的一次机会，但国家已有10年没有组织高考，意味着可能有10届的考生（往届生、应届生和各类知青）同时竞争，难免心中没底。不过我自信我还是有些优势的。

首先，我离开学校的时间相对较短。虽然我下乡已经3年，但从年龄来看，仍旧是18岁考大学，似乎没有耽误什么时间。

其次，下乡时期的学习习惯给我一定的帮助。加上我父母又都是中学老师，可以帮我找到一些简单的复习资料。当时我的母校山西运城康杰中学的恩师张保安也及时给我寄来一些复习资料，让我有所准备。

最重要的是，我在中学学习期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山西运城康杰中学至今仍是山西最好的中学之一，校名是纪念晋南地区最早的共产党人、优秀的革命家、教育家嘉康杰烈士而取的，学校一直以学风正、学习气氛浓郁著名。我在康杰中学上高中是在1973年，那一年恰逢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他大力抓整顿，虽然后来称之为“资本主义回潮”，然而正是那一年的“回潮”，让学生可以安心在教室里学习。1974年初我们就开始学工、学农了，算起来1973年是我们学习的关键一年。这一年我的收获很大，我一直敬重的张保安、李三元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他们让我养成了许多学习的好习惯。

从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到走入考场，仅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那3个月里，我废寝忘食，每天都学到凌晨一两点，为自己的命运去争取转机，为实现梦想奋力一搏。这段经历是我珍贵的记忆，至今仍时常出现在我的梦中。

接下来的命运转折如此迅速——1977年12月初参加考试，1978年1月下旬知道考试结果，不久拿到入学通知书，3月3日来到北京上学。

当年填报志愿时，因我对未来从事什么行业没有太多想法，只觉得能有机会参加高考就已相当惊喜了，所以报志愿时也不知怎么报，没有任何参考。当时心中只有一个强烈愿望，就是想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首都去读书，所以我的第一志愿报了北方交通大学（现北京交通大学，简称北京交大），第二志愿报的是清华大学。后来等我来到北京交大读书，负责在山西招生的老师找到我说：“你这是怎么报的志愿？把清华报成第二志愿，我看到你的档案后就扣下了，虽然你的分数较高，但清华大学看不到也拿不走你的档案。”

另外，我对我所报考的铁路信号专业也并不了解，只是我从小就喜欢铁路，知道北京交大是和铁路相关的院校。填志愿时还询问亲友：“信号专业是干什么的？”亲友回答：“你看过《红灯记》吗？就是李玉和干的事情，提着信号灯扳道岔。”我一想，不错啊，这个方向挺好的。

这就是当时我对北京交大和信号专业的理解，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是多么幼稚和无知。

4年大学：与时间赛跑

1978年3月，我拖着简单的行李迈入学校大门，一眼看到的就是醒目的红色大横幅，上面写着“欢迎你，铁路事业未来的建设者。”那种恍若新生、充满斗志的心情，是现在的年轻人很难体会的。

我们学校1977级只有584名同学，我所在班级一个班33人。7人一个宿舍，4张上下铺，有一张铺放东西。当时就觉得，比我下乡时好太多了。

对于我们这一届学生来说，能上大学简直是命运的恩赐，所以，完全可以用“如饥似渴，与时间赛跑”来形容当时的学习氛围。每个人都希望把失去的时光补回来，让自己尽快成长，成为国家和民族事业发展需要的人才。

记得当时北京交大只有一个食堂，我们吃饭排队一般需要20分钟左右，就这一小段时间，同学们都不舍得浪费，每个人手里都捧着单词本或书。很多同学都是教室、图书馆、宿舍三点一线，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非常高。

大学4年，我做作业的方式很特别。每次课程结束，老师一般会把习题部分留几道给我们，而我总是主动给自己加码，要把书上的习题全部做一遍才罢休。令我感动的是，当时老师每次都认真地把我的作业全部批改，这样做其实给老师增加了工作量，因为老师每次都要把所有我做的习题都做上一遍。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北京交大的老师也和学生们一样热切拥抱科学的春天，不仅自己在科研上开拓进取，对培育学生也竭尽全力。当时学校就拥有一大批名师，仅电信系就有杜锡钰、简水生、袁保宗、汪希时、汪禧成、李承恕、张林昌等一批学术精深的教授，他们严谨求实、悉心授业、甘于奉献的治学精神带给我们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

我上大二时，杜锡钰、袁保宗两位教授提议设立科技小组，选拔有志向的学生进行科学研究训练。很幸运，我被选在袁保宗老师指导下的科技小组。袁保宗教授早年留苏，获得副博士学位，是一位享誉国内外的数字信号处理和信息论专家。此后的三年，每周二、四下午，袁老师都单独给我们6个人进行专门指导。还记得他不用讲稿，在小黑板上为我们详细推导傅里叶变换的公式和语声信号的频谱分析，以及我们一同热烈讨论问题的场景。

我大学的毕业设计就是在袁老师指导下用单板机作语声识别，这在上世纪80年代初是很前沿的课题。

毕业留校任教和研究生学习期间，我师从汪希时教授，确定了列车运行控制系统的研究方向，一干就是30余年。

现在想来，后来有关科研的一切都是大学时代在恩师指导下打的基础。

都说大学生活是青年的黄金时代，就我个人而言，在那段时期，“喜欢观察、喜欢思考、喜欢尝试”的性格也得到充分释放。在学习、研究之余，我积极参加自己喜爱的社会活动，活跃在当时的学生活动中……

回忆往事，40年前的恢复高考保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成为一股洪流，它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77、78级这一代人的命运，从深层意义上讲，它恢复了青年人拥有知识的权利，恢复了人才和知识的地位和价值、改变了国家的命运。有一点我感触很深，就是一个人，特别是青年人，无论在任何时候，处于任何环境里，用现在的话说，都应该充满正能量，都要坚持奋斗，坚持学习，要善于积累，懂得感恩和回报社会，不要抱怨，不要太计较个人得失，机遇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和坚持努力的人。

观察是思考的前提，是寻找问题的开始。在学校，每次在与同学们座谈时，在开学或毕业典礼的致辞中，我都会提醒同学们要珍惜大学时光，在大学期间，要做到“三个学会”，即学会学习、学会思考和学会生活。

同时，我也深刻体会到，尽管改革开放40年我们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我们距世界强国的目标仍旧存在较大差距。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再一次警醒我们，青年一代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应始终关注国家的发展，以社会发展、国家富强为己任，将自己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必须作好再艰苦奋斗40年甚至更长的准备，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才可以在一代代青年的奋斗中、奉献中获得实现。

（本报记者崔雪芹、通讯员袁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