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2018年中国高教面临十大问题

■尤小立

岁末年初，人们总是会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来说，2017年总体是比较平静的，但一些政策的出台也引起了连锁反应，这些反应自然会影响到2018年，形成持续性的效应。当然，一些阶段性的趋向和做法也会延续到2018年，它们的影响也值得关注。笔者不揣谫陋，尝试从下面十个方面来展望2018年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面临的问题。

一、“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名与实。就在去年年底，北大、清华、复旦等国内顶尖高校纷纷公布了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表。2020年应是一个关节点，上述三所高校都会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如果从今年算起，不过两年的时间，这个消息既令人振奋，又让人担忧。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对于何谓“世界一流大学”并没有达成共识，在缺乏共识的情况下，最大的问题便是“世界一流”如何去评判？如果依据国际上几个著名的大学排行榜的指标来建设，这肯定会走向另一种应试，结果可能是排行与实质之间的不匹配。

二、“双一流”的衡量标准。2017年教育部公布的“双一流”学科名单无疑在国内高校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因为这个方案替代了以往的“985工程”“211工程”的划分。这是就管理模式而言的。从实际操作上看，不采用申报制、指标相对客观的确是一大进步，不过问题仍然在评判标准上。因为客观指标可以用于评判现有学科水平的高下，却并不一定能以此来确认是否“世界一流”。国际高等教育界公认的“世界一流”首先是动态的，且不完全是指标，它还有主观的学界威望和社会影响力，甚至会以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作为基础。

三、学科建设如何回归学术。学科是大学的细胞，但它与大学建设本身是有区别的。前者在当下中国，综合性体现得最为明显，而后者则相对单纯，更多地以科研与教学为目标。以往学科建设更多地反映出行政特色，也就是说，学校管理者的倾向性和学科背景往往决定了该校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轻重缓急。那么，建设“双一流”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去行政化”，让学科回归学术。

四、“内涵建设”亟待深入。“内涵建设”是近两年高校最响亮的口号，“双一流”建设提上日程后，必然会要求“内涵建设”进一步走向深入。所谓“内涵”自然是相对“形式”而言的，但指标乃是形式，如果一味地围着指标转很可能是形式大于内涵，重新走上追求GDP的老路。

五、科研成果怎么挤干水分。科研成果是大学之“内涵建设”的一种体现。严格地说，只有创新的成果才能称为“科研成果”；创新的幅度有大有小，但无论大小都值得尊重。现在的问题是，科研成果被戴上了许多宏大而失真的光环。由于体制不健全，科研工作者为了各种目的，私自或相互结盟，共同为科研成果注水，以致国家科研的投入、产出不成比例。

六、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如何调动。教学是大学“内涵建设”的另一个重点。在过去的一年中，教学是被议论较多的话题，这也说明类似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解决教学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解决人的问题，如何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或者说主观能动性便是关键。此处仅说一点，那就是规范多而个性少的建设方式是不可能调动教师积极性的。

七、人才引进的“去行政化”。东部高校到西部高校挖人才形成的“孔雀东南飞”现象似乎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2017年终于受到了教育主管部门的关注。其实，最应该关注的还是人才引进过程中的行政因素。诸如“一锅端”式非理性的人才引进很多都是出于政绩而非学术的需要。而为引进人才所特制的“教授”头衔，已经让原本简单的教授四级岗位制为多重制、等级制所取代。

八、知识、就业、创业和素质之间矛盾的协调。理念的冲突也是大学教育在2017年的一个表现。知识的技术化、就业的现实性以及创业的热潮与人文、素质提升之间的牴牾愈加明显。这一矛盾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大学的未来走向。由于整个体制、机制的问题，大学面临的局面很可能如中学一样，谁开展素质教育谁就有可能被时代所淘汰。因此，为避免再走弯路，高等教育基本取向以及宏观政策上的预警式把握和调整就相当重要。

九、非主流大学转型的困境。与“双一流”追求相关，同样也与高等教育调整相关的是“双一流”之外的大多数院校的命运。说起来，它们不免有两种选择：一是谋求上升，挤入“一流”；一是办学方向的调整，谋求务实。问题在于，没有哪所学校不想上升，而上升通道又并不宽敞。

十、教师的工资涨还是不涨？已经不记得高校教师工资什么时候涨过，或许是经常涨却总是低于社会的发展和从业者的期待。总之，高校现在的问题是，参与经营的、名气大的，职务多和项目多的一部分人活跃于媒体，让社会误以为高校教师早已进入了“高收入阶层”。而其实，高校内部的薪酬差距之大，已经成了一个问题。与曾经培养的毕业生以及校友相比，多数一线教师的工资仍处于较低水平。因此，这里所说的涨工资是指普惠制，是希望让多数高校教师保持起码的尊严，使教师真正成为人人钦佩和羡慕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