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方平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周志强

南开大学教授

闫月勤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郑志刚

华侨大学教授

喻海良

中南大学教授

杨英锐

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终身教授

回顾2017年，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程方平：2017年，已有多个省份在终身学习方面立法，这是一个很值得鼓励和提倡的行为。过去都是国家统一立法，党的十八大、党的十九大鼓励地方因地制宜推进改革，地方通过立法为改革开辟了更好的前景。同时，义务教育发展至今日有两个问题——公立学校教师还不确定为公务员，学校法迟迟不出台，这严重制约了中国教育的发展和学校教育质量的普遍提高。我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过程中，感到既有喜也有忧。虽然党的十九大描绘的教育前景令人鼓舞，但是我们还要作出更积极的探索。同样的问题，其他国家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解决，如今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迫切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

周志强：我觉得这一年来我最大的收获，是在美国的SSCI杂志《文化研究》上发表了关于介绍文艺学这个学科在中国发展基本状况的论文，因为这是我们这个学科第一次在国际期刊上，向海外介绍中国的学术研究成就。而且我也在论文中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并得到了海外学者的回应。

论文主要内容是关于中国大陆文化研究三十年的基本发展状况、面临的基本问题以及未来有可能出现的一些基本命题。国际回应主要是，有日本学者邀请我们参与他们的文化研究活动；美国学者读过论文之后，觉得我们可以与美国文化研究的一些问题进行对话。

同时，我在文艺学这个学科领域也召开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七十多位海内外学者参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件事是对中国大陆这几十年文化研究成绩的一种呼应，也是在一定学科领域当中形成对话的很好证明。

这些年来，无论是文艺学这个学科，还是其他人文学科，都有一种跟着西方理论和思想跑的趋势。我想，今年向全球发布关于中国大陆文化研究成果的论文和召开的这次国际会议，都从一个侧面说明，当前我们自己的学术研究、人文社科研究是有一定发展的，我们正在从中国向西方学，慢慢地进入一个中西理论的对话期，这个时代其实已经到来了。

郑志刚：在2017年中，我认为自己最大的收获是可以更加专注于自己喜欢的科研工作，并享受科研合作和科研成果带来的乐趣。在2015年底，我从北京师范大学来到了华侨大学工作，这对于已经过了45岁的科研工作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变动，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和工作热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来到华侨大学调动了我的热情。刚进入华侨大学时，我还没有带研究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外出合作研究就成为我的主要工作，这使得我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与合作超过以往，也刺激了我的研究激情。来到厦门以后，我已经与学生和同行合作发表了20多篇论文，并有一本专著出版，还有一本即将交稿。

闫月勤：我在2017年最大的收获是和所在团队同事们一起为学校国际化战略实施做成了3件事：一项学术产品——“大学国际化水平排名”；一个特色学术研究平台——“国际学术组织研究中心”；一张学术名片——“大学国家化发展国际论坛（峨眉）”。

2013年，我所在团队结合大学国际化评价研究发布了“大学国际化水平排名”，受到国家有关部委主管部门、主流媒体、各个高等学校高度重视，截至今年已经成功发布5年，为促进我国大学国际化健康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形成了西南交通大学一项品牌学术产品。

自2015年起，3年来团队接受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际部委托开展了国际学术组织研究，研究成果受到中国科协领导高度认可。为了适应新时期国际治理需要，今年学校特别成立了“国际学术组织研究中心”这样一个特色学术研究平台。

此外，为了助力学校峨眉校区高端国际教育园区建设，自2015年起，我校在峨眉校区举办了“大学国际化发展国际论坛”，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除我国教育、科技、外事主管部门领导和学者出席外，每年都有来自美国、德国、英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学者参加论坛，与我们一起畅谈教育国际化发展。如今，该论坛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已经成为学校的一张学术名片。

喻海良：今年是我回国工作的第一年。2017年我最大的收获是在年末的时候，我的第一台实验设备即将进行改造。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样在2018年我就可以加足马力，在自己的实验室里面更好地开展研究工作。

杨英锐：2016-2017学年，我学术轮休，主要时间在国内。在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加上秋季在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我一共讲了七门课。我的课都是围绕着两门相关联的新学问，即经济力学和心智力学。这个新领域是我大约从2004年开始研究的，到今年也有十多年了。但2017年是我感受学问最为融会与贯通的一年，这应该得益于不断的学习与思考。经济力学是经济学与认知科学的整合理论。心智力学是将逻辑与推理心理学，决策论与决策心理学，博弈论与行为主义博弈论整合为动力学系统的理论。经济力学和心智力学都是以当代理论物理标准模型，尤其是规范场论与希格斯机制，作为概念化和模型化的逻辑引领。要想做这种大规模整合动力学系统的基本理论，融会贯通相关学科的概念体系和模型方法及其使用的数学工具，专心学习和仔细思考是不二法门。

今年我在原来研究的基础上，又反复精读了几本量子场论的教科书，不惜时间和精力，有点像闭关修炼。再在课堂上将自己新近所学和思考不断融入讲课内容，越讲越通。所收获的是经济力学和心智力学这两门学问越来越成熟了。

我的研究兴趣主要是在基本理论方面，属于基础研究。但这一年来我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在行为主义金融学领域作了相当规模的田野研究，向这方面的专家们学习，这对经济力学发展很有帮助，丰富了其内容。其收获超出我最初的计划。

这一年中，您在教学或科研上遇到的最烦心的事是什么？

程方平：在我看来，在如今的无纸化、大数据办公带来便捷和规范的同时，其带来的形式主义、科学主义、数据主义也令人烦恼，做科研填表的时候会遇到这些尴尬的事。另外，以字数论文章价值，字多则价值高，反之则价值低。以此论，过去经典的千字文就没有价值了。光看数字论高下就成为了数字主义。大数据固然对复杂研究有所帮助，但其前提是要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并不是数据多了就更有用，有时反倒会增加信息垃圾。高校一方面把工作做细需要数据化，另一方面还需要哲学方法和管理经验的支撑，才能找到问题、解决问题。

学术期刊自负盈亏之后，买版面、买书号等现象猖獗，不问科研价值高低，只问在何处发表，这一“假学术标准”严重扭曲了科研、教学的价值。我呼吁了多年，看一个人的科研是否有价值，要看有没有提出可行的、创新的思路。然而，这类不良倾向非但没有刹车，还已极端到唯外国杂志发表是举的地步。过去我们考察论文的价值，而现在附加了很多硬性要求，如在什么级别刊物发表多少篇文章，杂志变成了权威，学术本身反倒不受关注。这一问题让人揪心。

周志强：谈到教学当中最烦心的事是很多教学活动都需要自己去付出时间、精力，甚至还要自己拿钱去支持。学校虽然很重视教学，但在很多教学活动、项目的经费支持上还比较单薄。我带着学生到海外去参加学术会议，费用恐怕就要自己来出，这让人寒心。我觉得，重视教育，就应该让教学经费再足一点、多元一点、广泛一点。

科研方面最让我烦心的事，简单来说，就是我国对科研的管理越来越多地采用一些行政办法。管理科学队伍却采取管理行政人才的办法，这就增加了无数烦恼。很多表格要填，各种事情要说明，各种考核、各种报销制度，甚至出国交流都要办理各种手续，就像官员一样。事实上，学者出国是进行学术交流，和官员出国应该采用不同的管理制度。所以，我在科研方面比较烦恼的是目前高校缺乏一套科学的、适合科研管理的制度和体系。

郑志刚：最让我烦心的事情莫过于科研经费和项目的申请、使用。一方面，我们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写本子申请项目，虽然这促使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调研同行的工作，但更多的是花费很多精力协调许多非学术因素；另一方面，已经有经费的项目，其花费却成了问题，设备购置手续烦琐，校内对政采管理过死，因此，即便有了经费，烦恼依然。

闫月勤：要用一句话形容我2017年的烦恼，那就是时间不够用。在这一年中，我总感到时间很紧迫，有些课题没有做得更好，所有研究都没有时间使成果物化——写出论文发表或者出版学术著作、经常需要加班，许多高质量的学术会议不能参加、没有时间去深入调研等等，时间飞逝，总觉得不够用。

喻海良：我在科研上最烦心的事情在于团队成员上的不足。在我回国之前，学校在9月份已经完成了下一年度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资格评定。因而，在今年年初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招生过程中，由于“资格”受限，没能快速地发展团队。当然，在学院的帮助下最终招收了一名博士生，但感觉团队人手不足。绝大部分像我这样刚刚回国的年轻教师都是对自己有高要求的年轻PI，正处于最有冲劲、最敬业的时候，希望在发展上能够得到学校的一些倾斜，这样在和其他高校同辈们竞争的时候不至于输在起跑线上。现在这些事情只能寄希望于2018年，学校能够帮助我们多招收几名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另外，当团队打开局面后，我们也将努力招聘几位科研助理，打破现在的困境。

杨英锐：学术创新既是令人兴奋的事情，又要求知识的积累与沉思。可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界，一般来说，创新之心有余，创新之力不足。这大概是由于学者们疏于学习新知识和新领域而造成的。这在我看来，是过去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曾经有所学术建树的学者们的通病，而且是世界范围内的流行病，使得各学科的融合与基础理论的发展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人人都知道自己学科的瓶颈，却不情愿正视。究其原因，部分是由对新理论的了解学术功力不足又不情愿下功夫补课而致。这就给学术交流带来障碍，久而久之，会使学术生态退化。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20世纪的社会科学的模型化发展，主要还是在牛顿力学的框架下完成的，其局限性已是很多学者的共识。但如何向当代自然科学，尤其是向模型化水平领先的当代理论物理学习，以满足社会科学整合提升的需要，既是社会科学家的使命，也应该是我们应有的情怀。在我看来，今天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社会科学家正逢其时，机遇难违。

记得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时，我的导师告诫过我，博士后的一个重要训练就是正确对待被拒稿。如果要以学术为已任，就要在写作、交流和讲解自己学术思想和成果的过程中耐心改进，宣传不懈，方为大家。我这一年为使经济力学和心智力学为学术界熟悉，从了解到接受所作的努力，正是谨遵师嘱。

回顾2017年，您最关注的高教话题是什么？对您有哪些影响？

程方平：今年恰逢中国人民大学建校80周年，我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世界范围内，一流大学的办学背景是不一样的，有基督教办学、民间办学、企业办学等。在中国，研究好共产党办大学的规律是中国特有的经验，也是中国经验的重要部分。但是，办大学除了关注政治，还要关注教育教学本身的规律。高校三大功能规定了高校发展的一些特点，其中，教学更是基础中的基础。”我通过文章呼吁，我国高校要注重教学研究、教学实践。当下我国高校对教学研究的关注不如中小学，大学教师普遍认为有学问就能教好书，其实这是两码事。事实上，包括国外大学在内都在对教学研究作积极的探索。因此，在中国建设一流大学的过程中更要关注教学，特别要在教育教学中给教师、学生的发展留有自由探索的空间，否则创新难以实现。

周志强：2017年我最关注的话题还是党的十九大，它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一直以来，我对中国几十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绩十分认可，同时我也对过于重视市场效应而忽略了公平、忽略了贫富分化而感到担忧。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忽略了社会公正的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实质上是面向新时代的政治宣言，是在发展了四十年之后，重申社会主义的公平、平等，对此我非常认可。因此，今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事件。

郑志刚：2017年我最关注的话题是“双一流”建设。我既关心目前所在的华侨大学的发展建设，也关注原来我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特别是其物理学科的发展建设。“双一流”无论对哪所高校和哪个学科来讲都是契机，但不同的做法最终导致的结果却完全不同。近两年“双一流”建设才刚刚开始，而各个高校的高层次人才“抢夺”大战已经白热化。如今新人辈出，后浪推前浪，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享受科研，享受发现，在这一点上，我可能比年轻一辈人要做得更好，毕竟他们才刚刚起步，生活、科研和教学都需要若干年才能有所斩获，压力也会比我大得多。

闫月勤：今年，党的十九大指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高等教育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高等教育应该如何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是今年高等教育研究探讨的重要议题。为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专门召开了有40余个国家参加的“一带一路”教育对话会议，许多会议也都以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为主题。

为了探讨高等教育如何服务“一带一路”，并在服务国家倡议中提高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我们筹备举办的峨眉国际论坛、四川省高教学会年会，都以高等教育如何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为主题，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研讨，还专门邀请专家进行主题报告。我自身也极其关注这个热点话题的有关资料，认真学习和思考，特别是结合自己工作的工科院校性质，以轨道交通为优势学科的“双一流”建设来思考，期望能够理清我们这类大学如何助力中国高铁走出去、中国企业走出去，更好地开展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喻海良：在2017年，我个人最关心的是国内高校青年教师的成长环境。

作为一个海外归国人员，最关心的莫过于回国之后的发展空间。也因此，年轻教师的成长环境成为今年我最关心的话题，这也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话题。现在国内科技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已经回国、即将回国、准备回国、思考回国。如果我们这些已经回国的人员在国内能够快速地发展，这将给身处国外、思考回国的人员起到一个榜样的作用。另外，我们的快速成长，也意味着国内科技的快速成长。站在宏观层面上讲，国内高校青年教师快速发展，我国高校青年教师竞争力增强，正代表着我国科技、教育等实力得到快速发展，同时，这也将为我国高校快速实现“双一流”建设添砖加瓦。

就个人感觉而言，国内青年教师目前处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佳时期，每一位年轻教师，只要有奋斗目标，只要肯努力，都将获得施展的“舞台”。我所在的中南大学针对优秀年轻教师设立了多种梯队，如特聘教授、特聘副教授、国家级青年人才队伍等。在这样一种成长环境下，我树立了短期目标、长期目标，期待未来能够作出优异的成绩。

杨英锐：今年12月初，我从美国赶到贵阳，参加由贵州民族大学承办的第九届中国认知科学年会暨第三届中国与世界国际认知科学会议，担任其学术委员会共同主席并作二次演讲。演讲题目分别为：《认知科学的引领之美，亚经济冲动与意识及其量子色动力学模型》和《要理解量子—意识，都需要了解什么》。

使我震撼的是贵州民族大学在国内第一个创办了以认知科学为名的学院：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并于今年招收第一届认知科学本科实验班。此学院以清华大学教授蔡曙山为院长，他为认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成熟长期努力奔波，功不可没。据悉，今年教育部计划将认知科学列入一级学科门类，这在我看来是中国教育界的一件值得世界关注的事情，为其助力，义不容辞。

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2017年，您会用哪个关键词？为什么？

程方平：我的2017关键词是“务实”。高等教育不能只是仰望星空，还要脚踏实地。如果只是唱高调，而不躬行实践，没有如履薄冰的紧迫感、危机感，那么我们很难在科学研究上有发明创造，也很难在教育教学上为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这是作风、学风问题，也是一种文化。

周志强：我会选择“忙”来作为我的2017关键词。

今年学校里的教学工作比较繁忙，各种会议比较多，最重要的是，有很多琐事不得不处理。而且，我觉得这一年来，我不仅要面对科研的压力，同时也要面对教学的压力，虽然自己也想取得好的成绩，但是各方面压力的存在，让“忙”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我现在的一种生活状态。

郑志刚：“奔跑”这个词是我最喜欢的，也是我2017年的关键词。自2014年至今，我养成了夜跑的习惯，每1~2天都会有一次5~10公里的夜跑。喜欢跑步的人，大多是能坚持、有毅力的人。这一点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工作上，都是适用的。科学研究是我一生的兴趣和爱好，无关退休或在职。科学研究就是在科学的道路上“奔跑”。当别人已经进入梦乡的时候，也许我还在灯下苦读、计算、冥思，这是兴趣和毅力的双重驱动，缺一不可。在此意义上，奔跑既是我的日常生活，也是我科学研究的日常生活，我很喜欢。

闫月勤：“做成做优”是我们2017年的关键词。因为我所在的大学研究发布的“大学国际化水平排名”已经成功发布5年，而今年我们的“国际学术组织研究中心”也成立了，“大学国际化发展国际论坛（峨眉）”更是连续成功举办了三届。这三项学术品牌产品、特色学术平台、学术名片都做得很成功，今后所需要的就是下功夫把它们做强做优。

喻海良：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2017年，我觉得是“发展”。

第一个是“发展机遇”。回国之后，国内正在抓紧建设“双一流”高校，这对于我们“海归”青年教师来讲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所有高校都渴望作出好成绩，只要老师们努力抓住这个机遇，大家都是能够有所作为的。

第二个是“发展意愿”。在过去的一年间，我和身边的很多年轻教师进行了交流，从他们身上能够感受到“热血沸腾”，感受到他们强烈的“发展意愿”。当大家都想做事的时候，离我们真正把事情做好就不远了。

第三个是我个人现在处于“发展”的阶段。回国工作一年中，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在过去的一年里，从回国后招收第一名学生、购买第一台设备、申请第一个发明专利、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撰写第一本专著……里面都倾注着开拓者的汗水，也是我“发展”的痕迹。当然，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杨英锐：总结我的2017年，我最想说的就是“学问深处最宜人”。

（本稿内容由本报记者温才妃、王之康，见习记者许悦采写整理，郭刚制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