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开着小黄花叫做东南景天的植物如今在石家庄栾城区被大面积种植。这片看起来寻常无异的农区，正在进行着农田修复。
很难想象，这片占地400亩的农田被污水灌溉了50多年, 镉污染严重。2016年底，一家专门从事生态修复的专业化企业利用植物萃取和重金属钝化技术，开始对这片农田进行修复，每年可清除土壤镉达1.8公斤/公顷，土壤将逐渐恢复达到环境质量标准。
近年来，专业化企业在技术研发转化、推广应用以及产学研有效结合等方面承担着主要角色，正成为我国生态修复的主力军。
处在“风口”的生态修复产业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实施好“十三五”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引导国企、民企、外企、集体、个人、社会组织等各方面资金投入，培育一批专门从事生态保护修复的专业化企业。
用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锦楼的话来说，具有化腐朽为神奇能力的生态保护修复如今正处于“风口”。
“生态修复非常复杂，每一个地域都有其独特的本体生态环境系统、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状况，因此修复项目必须是定制化的，没有统一的标准。”黄锦楼在生态修复领域有着丰富经验，他打了个比方：“这就像医生给患者看病，需要高度专业的调查评估，因地制宜。”
巨大的市场驱动企业参与其中，想要分享生态修复这块大蛋糕。
“有些企业看重生态建设、绿色发展的前景，在参与生态治理过程中可以获利。”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文华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目前，生态修复企业的专业化主要体现在技术优势上，他们在技术研发、转化和推广应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尤其在技术转化上面，目前很多土壤修复企业通过企业收购、技术购买、技术合作或技术参股等形式加强自身技术实力，并快速转化为本企业的技术，实现技术的推广应用，推动了土壤修复的快速发展。
生态修复的主体责任仍待厘清
随着2016年“土十条”发布实施，我国土壤修复迅速发展，土壤修复企业从2010年的10多家增加到1000多家，从业人员从2000人增加到1万多人。目前80%以上的市场份额被大公司占领。这些企业业务范围覆盖场地调查及风险评估、修复工程实施等。
由于生态修复工程资金需求量大，政府希望发挥财政资金撬动功能，带动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修复。比如，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发展绿色金融、鼓励符合条件的治理与修复企业发行股票、开展重点行业企业环境保护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等方式鼓励国企、民企、外企等方面资金投入。
“土壤修复领域进展比较缓慢。”北京瑞美德环境修复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叶勇向《中国科学报》记者坦言，“相对而言，目前PPP模式具有一定前景，该模式在水污染处理、流域治理、区域环境整治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土壤修复借鉴。”
企业过去是污染和被治理的主体，而现在让企业加入到环境保护中来，其难度也是可想而知。
其实，在“土十条”中明确了治理与修复主体，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造成土壤污染的单位或个人需要承担治理与修复的主体责任。但叶勇直言，这是很被动的，在推动过程中仍有一定困难，比如法律依据不完善、生产企业造成环境污染的证据往往很难收集、企业难以承担治理与修复的费用等。
专业化修复企业大有可为
国家对环境保护的不断重视和人民对环境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倒逼相关企业成为环境保护的主体。
不过，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张成龙坦言，生态修复是一项投入大、见效慢的工作，很多企业难以承担环境保护或生态修复所需费用，造成相关工作难以开展。
除此之外，由于生态修复项目的地域性较强，一般由当地政府主导，招投标过程中的地方保护有时会妨碍市场化参与，这些都影响了专业化企业更好地发挥作用。
对此，黄锦楼认为，鼓励社会资本进入生态修复领域，需要更完善的市场机制。不光支持社会资本进入，更要找到帮助它们进入的方法。
他表示，社会资本进来必须有明确的商业模式，且一定要有回报。“可以把单纯花钱的项目转换为投钱的项目，即修复完生态环境，将未来的生态资产转化成经济收入，反哺前期修复投入。不管是建成生态公园、休闲娱乐区域、高端社区，还是修复环境之后发展新的产业，都能打通产业链形成闭环。”
近日，黄锦楼主导创建的易修复生态平台与徐州市政府合作，在徐州建立国家级土地修复产业园区，培养修复领域专业化人才，生产专业监测装备和药剂材料等。一直致力于推动生态修复行业专业化发展的他，对国家下一步具体的生态修复政策充满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