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楠 马卓敏 沈春蕾

话题：获得感

走过“十三五”开局之年，我国各项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其中更令科教界人士关注的是，《“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等相关科技政策的实施，是否给科研群体带来了“获得感”？在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创新方面是否有所改观？可以从哪些方面继续完善、改进？

访谈嘉宾：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院长周健民

全国人大代表、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教授焦念志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所长吴金水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邓中翰

成果转化忌浮躁

《中国科学报》：去年有一批关于成果转化的政策颁布，贵单位是否享受到政策红利？

吴金水：新政策在亚热带生态所里已经基本落实了，我们的奖励政策2014年就已经出台了，并且与国家政策是吻合的，符合国家政策预期。国家从面上来控制，而所里政策更加细化。

邓中翰：中星微在美国纳斯达克十年的长跑，以及2016年公司开始参与国内资本市场，并借助国内资本市场实现改革发展，这些都是我们直接获得的红利。

《中国科学报》：限制成果转化率的因素有哪些？

周健民：真正能够实现较快转化的成果仍是太少，更多的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成果：缺乏原始创新，在理论层面无法引领科学前沿；面对企业又不能直接转化成产品，继而变成商品。同时，我们也缺少专门从事成果转化的专业队伍和人才。

企业端的情况是，大型垄断企业缺乏创新动力，中小型企业没有创新传统，又缺创新能力。另外，我国市场也欠缺真正的风险投资。

吴金水：尽管国家政策已经有力地推动了大家的积极性，但如果仅以论文来考核评价科研人员的话，很难促进他们往应用道路上走。

《中国科学报》：对提高成果转化的效率效果有何建议？

周健民：修补每一个断裂的环节。成果转化有个时间周期，不能指望一夜之间获得改进，不能在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下指引工作。

须稳住步伐，逐步形成中国科学院的优势。我们的成果转化不仅要看现时的经济效益，也要看对外来新型产业的引领作用，如无锡物联网产业，苏州纳米产业、生物医学工程技术，南京无线通信和激光产业，扬州LED产业等。

焦念志：在发展中国家，只有获得国际认可，成果的转化应用才能更容易。从最基本的研发开始，在专业基础和专业技术上走向国际前沿，才能领导行业发展趋势，否则很难将技术和应用转化为对社会有用的东西。

实验室外也要创新

《中国科学报》：您从哪些方面感受到了科技创新日益凸显的地位？

周健民：近年来各地方对科技创新的重视度明显提高，院地合作需求越来越多，地方上对中国科学院等科研机构及高校的期望越来越高，也给予了更多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合作氛围。

《中国科学报》：院所、高校、企业如何在创新过程中扮演好各自角色？

邓中翰：创新已经不是孤立在实验室的研究过程了，需要各类主体有效合作；科技研发不仅要有经费支撑，还要有前沿思维、战略布局。

从工作重点来划分，创新大致可分为存量创新和增量创新。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创新重在存量开发，重点是如何提高科研成果的市场转化；在创业中创新则重在增量开发，围绕市场开发产品与技术，重点不是提高转化率，而是如何鼓励发展并给予规范引导。

要松绑不要孤立

《中国科学报》：科研工作者是否逐渐获得“松绑”的感受？

邓中翰：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创新机制建设，在创新文化建设方面变化很大。经过这些年改革，科研人员跑项目、拉关系等现象得到改善，大家更注重创新实效及产业化的潜力。

《中国科学报》：如何进一步减少科学家的羁绊束缚和杂事干扰？

焦念志：科学家不是什么事都必须管，也不是什么事都管得好，要想管得好就必须在自己的专业内做专业的事，有自己的话语权。科学家切忌分心。

周健民：科研要根据研究性质分类管理，建立更科学的评价体系，不能单纯只盯着论文等一些表观的指标。另外，在管理上，即使在中科院这样专门的科研机构，也不是孤立于世的，必然存在属地化管理、参公管理的诸多情况，所以如何建立起专门针对科研人员，且能与社会无缝衔接的管理机制，让科学家享受到充分的自主权，是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