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彬

我们必须明白，“双一流”建设并不是简单的“拔尖”，而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因此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如果从一开始我们的选择标准有所偏离，最终损失的是国家利益；相反，如果我们能真正做到“择需建设”，国家也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今年年初，袁寿其结束了自己在江苏大学校长、书记“一肩挑”的工作状态，正式卸任校长，“专职”担任起江苏大学党委书记。而就在卸任校长职位前的一个月，袁寿其刚刚在媒体上公开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以校长身份对公众发声。

这篇文章的主题只有一个——“双一流”建设。这是自2015年国家提出“双一流”建设以来，袁寿其在脑海中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时，袁寿其的话题也没有离开“双一流”建设。

两个逻辑

既然讨论“双一流”建设，首先需要明确一个概念，什么才能算是“一流”？

“所谓‘一流’，必须是在某个领域中大家公认水平最高。”袁寿其表示，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公认”一词，它代表着一流学科与一流大学往往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反而更像是“圈内人”的一种约定俗成。而这其实是给“双一流”建设提出了更高的目标。

“政府提出‘双一流’的目标，这是正确无疑的。甚至可以说，‘双一流’就是国家‘两个百年梦想’在高校中的具体体现。但其评价体系的建立却是一个难题。”采访中，袁寿其举例说，我们的干部选拔制度经过几十年修订，至今尚有不完善之处；高考制度几经变革，依然受人诟病。因此，指望“双一流”评价体系一开始就被公认是很难的。

然而，这并不妨碍高校向“双一流”的方向努力。

袁寿其在2016年年末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曾提到，学科是构成大学的基本元素，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的基石，“双一流”建设的核心就是一流学科建设，这就赋予了高校优势特色学科在“双一流”建设中的神圣使命。

他表示，要发挥好优势特色学科在“双一流”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必须要突出两个聚焦：首先是要聚焦学科学术逻辑，提升学科实力水平；其次是聚焦学科社会逻辑，服务国家重大需求。换句话说，学科建设要对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尤其是一流学科更应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科技前沿领域，精准发力。

“一个学科的发展，首先要在学术上有先进的地方，同时对社会要有贡献。这一点，不管对基础学科还是应用学科都是通用的。当然，发展基础学科的眼光要放得长远一点，但如果以世界一流为目标的话，大方向是不能改变的。”袁寿其说。

那么，发展一流学科，进而建设一流大学，我们该从哪里入手呢？

三个原因

作为高校，人才培养自然是最重要的责任，袁寿其便将“双一流”的突破口放在了这里，尤其是人才的国际化上。至于原因，他的解释言简意赅：“如果全世界的优秀年轻人都要在中国上大学，那么中国的大学就是世界一流大学。”

然而遗憾的是，至少在目前，我国高校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还是相对不足，在对外交流中，我们的优秀人才大量外流的大趋势在短时间内似乎也难以改变。对此，袁寿其作出了自己的分析。

“首先，产生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还是国内高校在科研和教学方面距离国际先进水平尚有一定差距，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现状。”袁寿其说。其次，我们在国际交流中还存在语言沟通不力的问题，毕竟世界上其他国家会讲中文的人并不多。于是，语言就成为了我们沟通的一种障碍。“尤其是一些非英语国家，语言在人才交流方面就更成为一个问题。”此外，袁寿其还强调，在观念上，目前国内部分高校的国际化意识并不强，少部分人甚至还抱有“为什么要拿国内资源培养外国人”的观念。

对此，他表示，我们一定要意识到，目前国内顶尖学者很多都是在国外留学多年的，其创造的价值也是在国外学习后才产生的。当前，我国在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上已经是世界强国了。但我们不能只输出物质产品，同样也要输出智力产品。我们培养留学生，把他们培养成校友和朋友，这对于我国未来的文化软实力以及未来的国际学术交流都大有裨益，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自己。

在袁寿其看来，在这三个原因中，前两个原因在短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的。因此，如果说人才的国际化是“双一流”建设的突破口，那么国际化意识的加强就可以看作是人才国际化战略的突破口。

“我们的产品已经遍布全世界，但培养的国际人才还很少，影响力也不够，文化软实力更加不够。目前，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国内高校也迎来了国际化新机遇，我们应该有所作为。”袁寿其说。

一个目标

在采访中，袁寿其将很多话题的焦点都落在了“人才”两个字上。

“大学和学科是分不开的，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培养人才。这就好像一个家庭，即使祖辈很厉害，但如果父辈不行，这个家族一样会垮。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这就凸显了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袁寿其说。

众所周知，当前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面临一些问题。对此，袁寿其也不讳言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改革，“不改革就不能适应‘双一流’建设的需要”。而在这些改革中，他觉得最需要的还是思想理念的革新。

“高校培养的人才是要引领国家发展的，但目前我们培养的很多人才甚至还不能适应社会需要。”在袁寿其看来，高校培养的优秀人才要在走出校门后，能引领行业、产业乃至引领社会。对这种领袖人才和精英人才的培养是每所学校都必须树立的目标。“然而目前，很多学校仅仅满足于让学生学会一门技术，找到一个工作，这并不是高校所应该树立的目标。”

当前，高等教育领域存在一种观点，认为对精英人才的培养应该是少部分顶尖高校的事情，而大部分高校培养技能型人才就足够了。对于这种观点，袁寿其明确表示反对。

“我们当然不能按照这样的模式对高校进行划分。试问，如果培养精英人才只是顶尖高校的事情，那么仅仅毕业于普通院校的马云是否应该算是精英人才？”袁寿其表示，每所学校都会有自己的优势学科，每个学科也都有优秀的青年人才，这些学生的发展一定是以精英为培养目标的。因此，如果非要将精英人才的培养任务落到少数几个学校，这显然是错误的。

然而，每所学校除了有优势学科之外，也存在大量非优势学科，它们的培养目标也应该是精英人才吗？

对此，袁寿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2016年，江苏大学共有近200名学生出国留学。其中一名毕业于英语系的学生被世界顶尖名校哈佛大学录取，而英语专业在江苏大学是名副其实的“弱势学科”。“这说明，无论学科本身地位如何，都应该朝着精英人才的培养目标努力，努力了不一定做得到，但至少会比现在要好得多。”

一个标准

2015年年底，国家确定了“双一流”建设的总体规划。但时至今日，原本拟于2016年发布的“双一流”建设实施办法却并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对此，袁寿其表示，对于高校而言，“双一流”建设必须要有一个好的顶层设计，同时也需要明确一些细则。“目前‘双一流’的大方向已经明确，但具体政策却并不明晰。”

此外，袁寿其也表示，政府还需要出台一些政策，对高校进行引导和鼓励。“在我国，政策的驱动力是很强劲的，因此我们要打好‘政策牌’”。但与此同时，在一些包括人、财、物等方面的政策上，目前高校普遍感觉束缚还比较多。因此，还需要更进一步放宽政策空间。“包括国际合作交流，也需要在政策方面进一步提供便利。要知道，对比国际一流大学，国内高校至少在国际师资和留学生的比例上还是远远不够的。”

袁寿其举例说，香港科技大学只有二十多年发展历史，但现在已经算得上世界一流高校了。而它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正是国际化的师资和国际化人才培养。“我们的国际化师资较少，而且这些师资更多的是之前派出去的本土老师，这种模式当然是有必要的，但并不够，我们还需要更多直接来自国外的师资力量。在这方面，相关政策需要有所体现。”

袁寿其强调，在“双一流”建设中，目前国家政策层面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还是选择标准的问题，也就是什么样的学科和高校可以进入“双一流”建设中。

“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明确一个问题，那就是一流学科和一流高校的入选标准一定要和国家宏观战略相关。换句话说，其入选的标准不仅是‘谁最强’，而且应该考虑‘谁最需要’。”他解释道，“双一流”建设的最终目的是建设强大的国家，因此，什么学科是国家建设最为紧缺的，什么学科就应该入选。“当然，我们要选拔此类学科中，学科基础最好的加以扶持”。

“我们必须明白，‘双一流’建设并不是简单的‘拔尖’，而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因此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如果从一开始我们的选择标准有所偏离，最终损失的是国家利益；相反，如果我们能真正做到‘择需建设’，国家也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袁寿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