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之下，恐怕没有多少比“故乡”“乡愁”更易引起共鸣的话题了。“故乡”之乡愁，已成为弥漫许多人心头的一股浓浓情绪，挥之不去，“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故乡，作为“乡愁”的载体，寄寓了多个层面的丰富内涵，积淀而成一个人类文化史上最具象征意义的符号。

每个人都有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也就是那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她是一个客观实在，存在于某一个地理坐标中，无论空间大小、东西南北，总有一个“点”在那里，与生俱来，不论其形态如何变化。

每个人还有一个心理意义上的那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留存了许许多多终身难忘的个体记忆，以及群体共享的“集体记忆”，这些记忆共同构建而成心理意义上的“故乡”。

一个族群，更有文化意义上的“故乡”。世界上每种文化都有其最初的发祥之地，来自同一文化“故乡”的族群，浸淫合同，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形成迥异于其他文化族群的文化精神、思想和观念。这些共有的文化精神、思想和观念，即是其文化意义上的“故乡”。

可见，“故乡”的内涵，由“地理”而“心理”，再至“文化”，层层扩展、提升，具象而抽象，含义逐渐丰厚蕴藉起来。另外，这三层意义上的“故乡”，往往又会叠加一处，难分彼此，只不过有时此消彼长罢了。

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意义下的“故乡”，无论中外，任尔是个体“小我”，还是集体“大我”，不管身在何处、岁在何时，永远都有一个“故乡”在那里，永远都会有一种“乡愁”紧紧相随。

在“乡愁”的牵引下，“故乡”的游子年复一年，一次又一次，踏上归乡的路途。这种“归乡”，既可以是现实情境下的归乡，如每年的春节，数以亿计的人们不远千里、不辞辛苦地回到家乡；也可以是心理情境下的归乡，似陆游的“笠泽鱼肥梦故乡”（《送范西叔赴召》）；黄庭坚的“西风吹梦到故乡”（《再和答张仲谋陈纯益兄弟》）；杜甫的“托身白云还故乡”（《大麦行》）。诗人虽不能身归故里，却已不止一次地在魂牵梦绕中回到故乡。

故乡，不仅积淀了丰富的内涵，而且蕴藉了充沛的情感。乡愁，已是一个化不开、解不掉的情结，这种浓烈的乡愁把故乡变成巨大的情感磁场，构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得众心所向，归去来兮。

故乡，从人的出生、成长、发展的一生来看，是人降临于世的最初地点，自然也是人生坐标的原点。无论后来的人生轨迹如何延伸拓展，永远不可能忘记和脱离生命的原点。

故乡，既不“可忘”，还需“回归”。每个人都需要再次回到自己的故乡，回到生命的原点。这种回归，不是倒退，而是找回故乡、故土、故人的温暖的感觉，慰藉自己漂泊、浮躁、疲惫的心灵，回视自己起步时的状态，反思自己心路历程的初衷，从而唤醒被岁月尘封已久的青春感觉，汲取新活的力量，重新出发，获得更生。

故乡，不仅是一个人生命的原点，也是人类的文化原点。恰如人的生命过程一样，人类文化也有着起源、发展、繁荣、传播的过程。文明起源发祥的故园，即是人类文化的精神原乡，也是人类的文化原点。

从古希腊雅典，走出了西方文明；从黄河长江，走出了华夏文明；从恒河流域，走出了印度文明……这些城邦江河，便成了人类的文化原点。几千年来，人类文明由原点而起，源远流长，浩浩荡荡。

于是，“回归”人类的精神故乡，“回归”人类的文化原点，重新认识人类文化自身，寻找新的出发点，就成了当下热切关注的话题。自然，这种“回归”不是退缩，不是逃离现实，这种“回归”是返本求源、“反本开新”，旨在发展创新，其最终目的是要使人类生活得更加和谐美好。

昨日之“离开”故乡，是为了今日的“回归”；今日之“回归”故乡，是为了明日的“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