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悦笛

作为世界著名的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去年对中国发表意见说：“中国广袤的土地承载了约7500余种野生物种繁衍生息，是除地处热带的国家以外生物多样性程度最高的国家。但野生生物却面临着中国庞大的人口带来的压力。至少840种动物的生存受到威胁，栖息地的破坏及污染，因食材、药材、装饰等用途而被非法捕猎……大型的肉食动物变得十分罕见……如果我居住的洛基山中没有了山狮、熊和狼，它将不再如从前那么美丽，即使人们发现与野生动物生活在一起是十分具有挑战的！”

这令人想起汉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所写的中国环境史的重要著作《大象之退却》，它描述了四千余年中国人与所在的自然环境内动物之间既共生又竞争的环境史进程，“大象南撤”就是首当其冲的环境变化现象。但罗尔斯顿这样的西方环境主义者，更倾向于恢复到当初那种人与动物共存的状态，给出的理由为中国人热爱他们居住的景观。

问题是，人类回到原初的自然是否可能？即使人类回得去，自然也早已不是那时的自然了，诸多稀有物种包括珍禽走兽在今天皆面临绝迹危险。有一幅漫画给人诸多启示，画的是人从海洋当中逐渐进化出来，从海洋动物、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再到类人猿，但当进化成人类之后，又开始向海洋当中倾倒垃圾了。只是人类倾倒垃圾的这个海洋，已不是当初发源的那个海洋了，人类只是寒武纪大爆发后生物进化加速的产物。去年笔者在加州参加第九届生态文明论坛，听到生态主义者们感叹：大海之变酸已不可逆，而且他们普遍表现出忧虑的悲观情绪，这是以往国际生态会议上前所未见之情状。

随着与江河湖海的对抗与调和，四千年来的中原大地几乎成为了“熟土”，很少有罗尔斯顿所居住的卡罗拉多州那种荒野了。美国式的环境伦理发自于“新大陆”，比如罗尔斯顿本人的许多自然观念与情感，皆来自于他对所居住的美国中部落基山脉的天地的反思与感受，那里荒野丛生的格局与大陆中原地区的历史格局不同：中国人对于自然的改造，实在是太早了。

罗尔斯顿近期集中关注到环境问题的东西差异，2015年夏季，从武汉大学首届环境美会议到美国加州第九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笔者与罗尔斯顿多有争辩。罗尔斯顿对中国的环境问题给出了许多洞见：他质疑中国能保持城市、乡村与荒野的三维平衡吗？儒家天人和谐为何面对的是不和谐的环境？我们需要的是美丽中国（事实上却充满了风景之丑），还是生态系统化的中国？这些都是引人深思的问题。

西方环境主义者始终力主“荒野模式”，他们要“走向荒野，脱离文明化的控制，脱离人类的轨道”！然而，环境保护运动以来的反人类中心主义也走得有点远了，纯粹的自然或生态中心论早已不再可能，因为整个人类环境已被人化了，特别是工业化革命之后，这种人化过程其实在逐渐加速。尽管从飞机上看下去，看似是大部分土地人类未踏足，但是，工业酸雾经过大气循环早就落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就连珠穆朗玛峰也出现了人类垃圾处理难题。再以自然与文化的混合地带为例，比如城市当中的绿化植被，它们当中许多最初都是温室培养的结果，被用作绿化后也成长于城市热岛效应当中，其实更是人化的植物了。这就更不用说农业景观的人化了，比如中国南方的梯田如今已然成为旅游风景，但在冬季梯田当中的水是要放干的，没有人工屯水那这景观就难以成立。再说美国那些生态主义者，当他们期待在黄石公园看到熊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羊驼才是原产于美洲大陆的唯一大型动物，后来的物种都是迁徙而至的，且1988年那场大火使得这里的森林大都是新的，那些人为的森林火灾难道不也是人类对自然的干涉吗？

西方这种“走向荒野”的环境主义模式，还不如中国的“天人交合”的模式更适合人类的未来发展。按照中国农业文明传统，自然与文化从来就不是二元对立项，而是相互交融起来的，这才是天人交合的真义。按此模式，无论是倾向于荒野还是倾向于人化，其实皆不足取也，还是采取“阴阳平衡”的立场更为适合。由此可以说，原本太注重人类中心利益的自然观早已过时，但如今走偏了的环境保护却执着于彻底以生态自然作为中心，那也是显得矫枉过正。

罗尔斯顿曾尖锐提问：“黄河吞噬的生命数量超过了地球上的任何一条河流。人们付诸了数千年的努力来治理这些河流。对中国而言，这些河流是否具有美学的品质？”但事实是，尽管黄河长久以来难被驯服，这却不妨碍炎黄子孙滋生出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美意识。另一类则是与自然连续的情感，这种情感所融入的自然，就是“我们拥抱和热爱的自然”。罗尔斯顿进而追问：“美国常指定、评选出一些 ‘自然风景河流’。而对于中国的河流而言，是否其野性程度越低（如建立堤坝管理河流），审美价值越高？三峡大坝的建设是否造成了景观美学品质的下降？或者它造成了审美感知的变化，由河流之美转变为湖泊之美？”其实，“高峡出平湖”的美感更多是中国人对自然的“控制之美”，而美国人所推重的自然更要符合“荒野之美”，这种东西差异可谓各有传统。

的确，中国面对自然的传统方式，强调的的确是按照“自然而然”的规律来完成的，但是一种深度的“人文意识”仍潜在地浸渍在其间。中国文化所强调的“人与天地参”当中的“参”，决不是破坏，而是协同，人与天、人与地、天与地之间的协同，这对于未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无疑具有更匹配的价值与意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