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众说纷纭的“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这一问题，也会因博物学，带来沟通东西方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提供话语框架、与西方文明有一个平等对话的位置等有利局面。

■本报记者 温新红

在清华大学教授吴国盛看来，把博物学视作合法的科学传统，会带来非常多的“利好”：有助于容纳非西方文明，可以扩展科学的含义，打造广义的“科学”指称，以及重建科学谱系。

而对于学术界众说纷纭的“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这一问题，也会因博物学，带来沟通东西方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提供话语框架、与西方文明有一个平等对话的位置等有利局面。

中国古代有发达的博物学传统，并且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吴国盛认为，中国古代的科学就是“博物学”。换句话说，在“博物科学”的意义上，中国古代有科学。

《中国科学报》：中国古代博物学有什么特点？

吴国盛：“博物学”显然是一个外来的概念框架，因为中国缺乏独立的“自然”（Nature）概念。由于没有独立的自然界概念，就不存在一个独立的自然知识门类。与西方“自然知识”相关、相类似的知识，分散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的各个门类中。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文献中，均有博物学（自然志）的内容。

《中国科学报》：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7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以现代科学的分科原则对中国古代类似“自然”知识进行分类整理，你并不认同？

吴国盛：李约瑟范式是典型的辉格史，即按照今天占主导地位的数理实验科学的标准去重新整理中国古代的自然知识成就，其结果比起西方语境下的辉格科学史劣势更加明显。原因在于，中国古代基本上没有数理实验科学传统，强以数理实验科学的框架去爬梳中国的古代历史，编成的中国科学史必然是：第一，以技术充科学；第二，汇集各种各样脱离原始语境的理论、观点和言论，获得一堆为我所用的历史碎片。

而用博物学来重建中国古代科学传统就比用数理实验科学来重建，具有先天的优势，因为中国古代哲学传统较弱，但有强大的史志传统。中国学人善于记事，对事物分门别类，发掘事物之间的联系，不善对本质、道理进行抽象演绎，因此在研究自然界的事物时，采取的主要是“志/史”方法而不是“思辨推理”的方法。

《中国科学报》：能否举几个例子具体谈谈？

吴国盛：李约瑟按照西方现代数学的分类模式，对中国数学分几何学、代数进行“打捞”，他采用的方案是收集有相似性的历史碎片，比如把《墨经》中的定义（作为演绎体系的思想萌芽）、勾股计算术（作为毕达哥拉斯定理）、平面面积和立体体积的计算、π的计算等作为中国传统几何学的内容，但这些东西之间的内在联系则完全无法顾及。

汉代成书的《九章算术》共载246个算题，这些算题分成九章：“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很显然，中国算术经典多数不是按照算术的内在理路进行分类展开，而是按照实际应用类别进行分类。这表明了中国传统算术的高度外部化、社会化特征——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知识类别。

又比如，李约瑟关于天文学部分的叙述，只谈与西方天文学相似的仪器、观测数据等硬事实；中国的地理学史最后缩小成对网格法制图传统的追溯；《物理学》分册则是按照西方现代物理学的分科方式，分静力学、动力学、热学、光学、声学、磁学、电学等次级学科在中国古籍中打捞相应的内容，这样打捞出来的不可能不是历史碎片。

《中国科学报》：所以，你认为科学史家应该突破这个范式，尝试以“中国古代的科学本质上是博物学”这一新纲领来重写中国古代科学史，开辟中国传统科学史研究的新范式？

吴国盛：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中国学术有强烈的史—志风格，就此而言，对中国传统的自然知识进行整理，使用博物学框架比使用数理实验科学的框架更为贴切、更为自然。

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叙事不只是单纯重视中国古代的植物志、动物志的内容，而是要以博物学的眼光看待全部的中国传统自然知识。在这种眼光下，不仅植物志、动物志、矿物志是博物学，天学、地学、农学、医学都是博物学（自然志）。

最重要的是，以博物学的眼光来检视中国传统自然知识，不会打捞出一堆历史的碎片。

《中国科学报》：是什么触动你形成了这样的观念？

吴国盛：上世纪90年代我做西方自然哲学史时就发现，西方不只有 一种传统，被现代人所忽视的博物学也是很重要的一支。复兴博物学属于我“追思自然”的研究纲领的一部分，但我那时没有关注中国科技史。

到了新世纪，我开始思考中国科学史的编史学问题，觉得博物学纲领用于重建中国古代科学史很合适。不过，我对中国古代科学史的了解很粗浅，博物学纲领是否合用还有待编史实践的检验。

《中国科学报》：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天、地、农、医，都没走到体系的路上来，一直停留在观察上，没有到分科的科学层次上，你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吴国盛：与西方相比，中国学术始终没有严格的分科，传统读书人应该是天地人兼通，这是一个特征；第二个，没有发展出专门推理讲理的技巧，而是理在事中、理事不分，擅长夹叙夹议。

因此，天、地、农、医四大学科的结构都不是像西方学术那样有自身的逻辑体系，而更多的是博物学特征。如果按照数理的眼光看，这当然是不足，但按照博物学的眼光看，反而是优点。

《中国科学报》：对于中国古代博物学，现在应当如何去打捞？当下需要做哪些工作？

吴国盛：先要做一个案例。做植物学是一个办法，因为中国的植物学从来就只有博物学传统，没有实验生理学传统，但这个没有普遍意义。

最好的办法是从重述数学史开始。在西方意义上，数学从来不可能被当成博物学，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把中国古算按照博物学叙事，那会是很有示范作用的。

当然，除了数学，还有天文学。现在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古代天文学是中国古代 的典范，如果能够按照博物学来重新编史，那也会很有颠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