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博物学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较于西方博物学，中国的博物文化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价值取向。中国传统博物学其实是一种“杂”学，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传统的自然知识——天文、地理、农学、医学，其主体都属于博物学。

天

“天文”一词出现在中国已经有超过两千年的时间。《易经》里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但是，古人所讲的天文，并不是现代天文学的早期形态。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教授江晓原最先用“天学”来指中国古代那些与天有关的活动。古代天学有着相当浓厚的博物学色彩，而不是天文学。

古人所指“天”究竟什么？

江晓原说，它并不是现代意义上天空的概念，而是指代除人以外整个自然界的概念。所以，古代天学观测、记录的各种天象，不仅仅包括日月星辰，还有风云雷电、雨雪霜露，甚至山崩、地震、“河水逆流”等等。

当然，古人这么做是有目的的，为了解读天象中包含的寓意，以供治理国家者参考。因此，他指出，中国古代天学的本质是星占学。那些精密的天文学观测和计算，只是为星占服务的工具而已。

“不过，尽管古代中国人并不像古希腊人，是为了致力于建立几何模型去解释七政（日、月、五大行星）“为何”如此运行，但他们用抽象的周期叠加，同样能在足够高的精度上计算并预报任意时刻的七政位置。这种通过持续观察天象变化，编制星表、绘制星图，以及统计、收集各种天象周期，都是富有博物学色彩的活动。”他说，这些“天文博物学”活动积累了天文学知识，也促进了天文学的发展。

古人观察日、月、五大行星的位置及其变化，掌握它们的规律性，测定回归年的长度，从而确定四季，编制历法。除了这些一般意义上的天象观测活动，具有中国特色的是对那些异常天象的记录。

“在星占学家看来，太阳每天东升西落，这没有什么星占学意义，但如果遇到日食、月食，或者天空中出现了一颗彗星，这就非同小可了。”江晓原提到，中国古代占星学有“常则不占，变则占”的原则，因此，一些规律无法掌握或者不常出现的天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就有了大量的观测记录，它比早期西方天文学的资料更为丰富。

比如，我国对哈雷彗星的观测记录是目前世界上最为久远和详尽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秦始皇七年也就是公元前240年，中国人就有关于彗星的记录。从那时起到1986年，哈雷彗星共回归了30次，我国史籍和地方志中都有记录。

此外，我国还有不少对太阳黑子的记录。如公元前约140年成书的《淮南子》中说：“日中有踆乌。”公元前165年的一次记载中说：“日中有王字。”战国时期的一次记录描述为“日中有立人之像。”从公元前28年到明代末年的1600多年当中，我国共有100多次详实可靠的太阳黑子记录，这些记录不仅有确切日期，而且对黑子的形状、大小、位置乃至分裂、变化等，也都有详细的描述。

对天文学研究的许多方面而言，年代久远的观测记录是非常可贵的。因为天文学研究的对象的变化在时间尺度上是巨大的，现代天文学的出现和形成不过数百年，所以，必须求助于古代的观测记录。

江晓原举了一个例子，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爆发记录对当代天体物理学研究的影响。

20世纪上半叶，金牛座蟹状星云被证是公元1054年超新星爆发的遗迹，后来又被发现那是一个很强的射电源。此后，天文学家又在其他超新星遗迹中发现了射电源。这些发现让他们开始设想，超新星爆发可能会形成射电源。然而，超新星爆发是极为罕见的天象，要验证假设，只能依靠历史记载。

1955年，中国天文学家、后来的中科院院士席泽宗考定了从殷代到公元1700年间的90次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的历史记录，发了《古新星新表》。10年后，又发表《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记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当时，这两篇学术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些历史记录为射电天文学的一些重要发现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历史佐证。

可即便如此，在江晓原看来，古代天学对现代科学的意义，已经变得非常有限了。上述例子确实可以算辉煌，但基本上属于可遇不可求之事，并不是普遍现象。

在天体物理学兴起之前，全世界所有的天文学都可以称之为方位天文学，也就是现在天体测量学的一个分支，它主要研究和测定各类天体的位置、自行和视差。到了万有引力出现之后，欧洲的天体力学成了天文学的主流，它主要应用力学规律来研究天体的运动。但当天体物理学成为现代天文学的主流研究方向后，天文学家就纷纷用物理学的技术、方法和理论来进一步探究天体的形态、结构、物理条件、化学组成、演化规律了。

因此，江晓原的观点是，对中国古代天学的价值，既不能过分贬低，认为只是迷信，也不必过分夸大它对现代天文学的意义。

地

《易·系辞上》说：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

天学和地学是中国古代最基础的两大自然知识系统。然而，较于前者，地学的内容更为丰富，包括了地理、地质、气象、物候、动物、植物、矿物等等。

当人类进入农耕时代，必须了解居住区的地形、水文、气候，以及它们与栽培植物的关系等知识，然后才能确定定居地点与栽培植物的驯化、种植。因此，地理知识的萌芽是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也是随着社会的进化而不断发展的。

中国古代地学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诗歌总集《诗经》中，已经包括了很多地理知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流水地貌、土壤、植被等方面的知识。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王守春说，真正意义上最早的地学著作是出自《尚书》中的一篇《禹贡》，它反映了区域地理的概念。《禹贡》把国土划分为九个州，分别叙述了各州内的山川、湖泊、土壤、物产。它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区域政治地理的管理。

除此之外，《山海经》中的《山经》也是一部非常古老的地理作品。它是以晋西南和豫西为中心，以东西南北四个方位配合区划，记述了古代中国境内的五大区26列山岳内容是以这些山列为纲，在每一山岳下附记河流、地形、动物、植物等。当时人们已有“山脉”和“水系”的概念。《山经》还提到了大量的矿产资源，比如玉石、金、银、铜、铁、锡等。

“但总体而言，先秦时期不论《禹贡》还是《山经》，内容都比较简略，还存在许多不可靠的地方。”王守春表示，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尤其是进入两汉时期，国家空前统一，古代地理学有了新的发展。

由于张骞出使西域，了解了各国的相互地理位置、生活方式、自然地理状况，人们对于西北地区的地理认识大大加深。

司马迁经过20年的游历生活，他把对有关地理内容的研究写入了《史记》。人们可以从他对各地不同自然特点的描述中，读出地域差异的思想。

到北魏时期，出现了一部宏大的地理著作，影响深远，那就是郦道元的《水经注》。

据王守春介绍，《水经注》一书计40卷、30多万字，它记述了1200多条河流的发源、流经、汇入情况和河流的水文、变迁等情况，以及大量地貌、植被、土壤、物产、人口、交通、风俗、政区沿革、历史掌故等方面的内容，《水经注》还是首次提到石油这种矿产的古代文献。因此，它不仅仅是对水的记录，而是几乎涉及了当时社会及地理知识的各个方面，是一部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历史沿革地理等内容的综合性地理著作。

唐代玄奘西行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他的著作《大唐西域记》使得人们对印度等地的地理认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深入、详尽。

沈括是宋代著名的博物学家，在地理学史上也是一位十分重要的学者。他基于对许多自然地理现象的观察，提出了诸多地理思想，包括流水侵蚀、海陆变迁与华北平原成因、古环境变迁、植物地理分布的制约因素等。

在唐宋时期，大量地志（包括地理志、地方志）的出现，是地学发展的一个时点。地志是中央掌握地情资料的重要手段，尽管它的出现时间很早，但直到那时人们才逐渐确立了它的写作规范。比如《元和郡县图志》，它对全国10个道47个节镇的政区沿革、户口变动、山脉走向、水稻经流、湖泊分布，以及矿产、手工业特产、药材等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到了明清时期，地方志的编修达到鼎盛。

到了明代，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著名的地理学家徐霞客。他用33年的时间，踏遍了名山大川，总计10万余里路程。他用日记形式记下的地理、水文、地质、植物、人文见闻，著作《徐霞客游记》。他晚年对我国西南地区喀斯特地貌的观察、研究，成为了地学史上特别的贡献。

王守春特别提到，进入清代后，文献校文献的整理、校注古代典籍的乾嘉“考据”学风盛行，这时的地理学研究也出现了校勘、注释、整理、补作古代地理著作的高潮。最突出的，就是对《禹贡》《山海经》《水经注》以及历代“正史”《地理志》的校勘、注释。

在他看来，中国古代地学博物学大多具有百科全书式的综合性的内容，而且它们非常强调实用性，是直接服务于人类生活的知识。此外，除了典型的博物学著作，在一些人文典籍中也透出古人的地学思想，尤其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以及进行生态保护的这张。

比如，《礼记·月令》根据保护生物资源及生产的需要，提出了每一季以及每个月的具体规定，比如春天不能用雌鸟或兽祭祀、不能砍树、不能杀怀孕的母兽以及幼虫、幼兽等。

不过，最早把环境保护形成法律条文的，是秦朝的《田律》。《田律》中明文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麇卵谷，毋毒鱼鳖，置井罔，到七月而纵之”。它几乎包括了生物资源保护的所有方面。

农

就传统农学文献体系而言，中国传留至今的农书有400多种，数量大、种类多，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按照其内容范围及编撰体裁可将其分为九大类型：综合性农书、农家月令书、通书型农书、天时、耕作及农田水利专著、果蔬花卉竹木茶专谱、蚕桑书、畜牧兽医书、野菜专书、治蝗书等。

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农学将农林牧副渔等各种生产知识兼容并包，又条分缕析，且专业性农书形形色色，博物意味明显。其中各种专谱的数量尤其庞大，它们着重描述各种园艺作物的品名、性状并加以品评，栽培技术内容则退居其次。另外，这些农学文献的研究方法，均注重资料采集及分类整理，长于综合而缺乏分析，属于史志范式，这一点也与博物学很相似。

从传统农学经典著作的内容结构看，贾思勰《齐民要术》全书正文十卷，展现出传统农业各个门类及层次的有机联系、体系完善、包容性强，具有明显的博物学意义。卷一种谷篇和卷二、卷三先记粮食作物，再记蔬菜；第四卷、第五卷记各种果树、林木及染料作物；第六卷记各种畜禽和鱼类饲养；第七、八、九卷讲述酿造及食品加工等。卷十是“五谷果蓏菜茹非中国物产者”，记述百余种南方热带亚热带植物，以及六十多种野生可食植物。另外，该书体例由解题、正文和引述三部分组成，首先是解题，包括对该篇所述作物名称的解释及形态、性状描述等，其中记载的作物品种，仅粟就有97个。其他重要农书如王祯《农书》《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均传承了《要术》的内容体系，博物学文化特征不言而喻。

传统农学思想包含博物理念。战国时代的《吕氏春秋》就明确提出：“夫稼，生之者天也，养之者地也，为之者人也。”意思是种庄稼要依靠天时、地利和人力三种要素相互配合，缺一不可。这种“三才”学说，成为中国几千年传统农学的基本指导思想。

从博物的角度看，天即天时，包括雨雪风霜、寒热早晚等各种天气现象，地即地利，包括地形地势、水土及动植物等，人即人力，为能动性因素。要搞好农业生产，人们必须去关注这些自然要素，把握其内在联系，积累相关的自然知识，即博物与农学密不可分。到了明清时期，农学家又在“三才”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知物性之宜”的见解，要求人们注意对各种农作物自身特性的观察和认识，以提高天地自然等其他因素作用的成效，获得更好收成。与此相关，黄省曾《稻品》、王象晋《群芳谱》、朱橚《救荒本草》、陈淏子《花镜》、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等一批农作物及植物性状研究著作的相继出现，这则是传统农学对博物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大量的具体农业技术，同样体现出博物文化的影响。古代农业与大自然的关系关系尤其密切，先民由此积累了丰富的自然知识：“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仰观天象、俯察物候，曾是古人掌握农时的一种基本手段。先秦文献所见之獭祭鱼，候雁北，玄鸟至，桃始华，苦菜秀，斯螽动股，莎鸡振羽，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萚等描写，都是博物知识与农耕活动紧密联系的例证。至于后来在农业生活中逐步完善的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更是把相关博物文化发挥到了极致。

《齐民要术·种谷》：“凡谷，成熟有早晚，苗秆有高下，收实有多少……地势有良薄，山泽有异宜。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文中在细致观察和描绘谷子性状及生态的基础上，指出农业要顺应天时地利，否则就会劳而无获，这同样是中国博物文化在农学方面的体现。还有，古人在长期的农耕活动中，掌握了许多有关动植物形态、性状方面的知识，并不断探索各种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博物学视野下的观察与认识成果，对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诗经·小雅》：“螟蛉有子，蜾蠃负之”，即细腰蜂以螟蛉之子来喂养其幼虫，二者形成寄生关系，这样就为农业生物防治提供了依据。其他如利用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青蛙治虫、养鸭治蝗、鸟类捕虫等农业生态技术，也是博物文化的结晶。

总之，中国文化即以博物见长，古代农学在博物的意义上发展自己的实践传统，从而形成了内容丰富且特色鲜明的思想观念与技术经验。也正因为传统农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博物文化特征，它才能在现代生态农业及有机农业建设中，显现出其固有的光芒及借鉴价值。在博物文化影响下，历代农书、方志、谱录等文献所记载的大量农作物种类及具有农业生物潜质的动植物，不仅是宝贵的农业种质资源，而且包含着重要的生物多样性观念。这对于当今实行农业综合经营及轮作复种，保护农业生态，发展休闲农业具有重要作用。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惠富平）

医

中国古代医药学是传统自然知识中自成一体，最有中国特色的部分，它的应用一直延续至今。

中医以中国古代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来说明人体的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阐明其间的关系，并将生理、病理、诊断、用药、治疗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整体的观念和独特的理论，作为医药学的基础。

它所包含的内容有，以脏腑、经络、气血、津液为基础的病因、病理、病症；以望、闻、问、切“四诊”进行诊断，以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八纲”进行归纳治疗的一整套临床诊断和辨证施治的治疗方法；还有以寒、热、温、凉“四气”和酸、甘、苦、辛、咸“五味”来概括药物性能的药物学等等。

汉代的《黄帝内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重要的医学文献，它提出了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等理论基础。《难经》的内容更为丰富，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理、营卫、俞穴、针刺等，同时也列述了一些病证。而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分成《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部书）是中国第一部临床医学专著，尤其是为中医临床的辨症施治奠定了基础。

直到隋朝太医巢元方编著的《诸病源候论》问世，它记载了1700种疾病，分析了每种疾病的病因、病理、证候等，它对中医极具特色的“病源学”和“证候学”进行了精细、准确的分类与描述。至此，中医理论才得以真正完善。

除此之外，中医药学受博物学思想的影响深远，在药物形态性状、生境产地、命名、采收时间、性能主治等很多方面都涉及到博物学的内容。在中国传统医学中，药物使用最广泛的是植物，因此，中医药学又称为本草学。

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全书共计收录了365种药物，同时还有意识地对所收药物依据药物的性能、功效进行了分门别类的工作。这本书奠定了药物学的理论构架。到了北宋唐慎微编著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记载的药物已超1700种，涉及的内容包括药性、主治、产地、采集、炮炙、辨析、附方等。

明朝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是当时世界上内容最丰富、考订最翔实的药学博物学著作，代表中国传统药学的最高成就。它收载药物1892 种，分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16部。李时珍不仅考证了过去本草学中的若干错误，综合了大量资料，提出了药物分类方法，还有丰富的临床实践。

在北大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看来，《本草纲目》的背后反映了中国传统药学所展示的医学模式——采药、种药、制药、用药就是典型的博物学路径，它告诉了我们本草与自然、医家与自然是如何对话的。

他说，最早一群不屈不挠的采药人，他们风餐露宿，“一日遇七十毒”也不退却，终于尝遍百草，留下了本草观察、体验记录，开启了观药识形，尝药知性的研究路径。

然后，医家文人将野生药物移植到自家园圃之中，不仅驯化了一批野生药物，而且将种药与读书结合起来。“他们完成了观药、尝药到品药、格（物）药、悟药、咏药的文人化转化与升华。将自然化与审美化、心灵化结合起来，迈向‘物与神游’的美学境界。”

他还提到，在古代，药师大多是自己动手制药的。他们摸索减毒增效的秘诀和临床用药的极限剂量，尤其是有毒药物的适宜剂量和组合禁忌，以及饮片的观感、真伪辨识、安全储存，比如防霉防蛀技巧等。

古代医药不分家，药师临证、医师弄药、用药察效是构成古代经验药学的主要途径。如果说药物的毒性是神农尝出来的，那么药物的效用就是医师、药师们千百年的临床探索出来的。王一方说，在名家医案里，有他们诉说自己用药过程中的细微体验。“他们对于煎药‘料理’大都十分讲究，比如要选何种药引子，文火、武火，某味药先下，某味药另包调服，某时刻去上沫，是否需要‘啜热粥’以助药力，还有严格的食物禁忌与食疗配合。《药论》还不时修正传统理论归纳的偏差，记录药物的新奇用法和意外疗效。”

用博物的眼光回望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博物学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较于西方博物学，中国的博物文化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价值取向。中国传统博物学其实是一种“杂”学，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传统的自然知识——天文、地理、农学、医学，其主体都属于博物学。

“天文”一词出现在中国已经有超过两千年的时间。《易经》里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但是，古人所讲的天文，并不是现代天文学的早期形态。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教授江晓原最先用“天学”来指中国古代那些与天有关的活动。古代天学有着相当浓厚的博物学色彩，而不是天文学。

古人所指“天”究竟什么？

江晓原说，它并不是现代意义上天空的概念，而是指代除人以外整个自然界的概念。所以，古代天学观测、记录的各种天象，不仅仅包括日月星辰，还有风云雷电、雨雪霜露，甚至山崩、地震、“河水逆流”等等。

当然，古人这么做是有目的的，为了解读天象中包含的寓意，以供治理国家者参考。因此，他指出，中国古代天学的本质是星占学。那些精密的天文学观测和计算，只是为星占服务的工具而已。

“不过，尽管古代中国人并不像古希腊人，是为了致力于建立几何模型去解释七政（日、月、五大行星）“为何”如此运行，但他们用抽象的周期叠加，同样能在足够高的精度上计算并预报任意时刻的七政位置。这种通过持续观察天象变化，编制星表、绘制星图，以及统计、收集各种天象周期，都是富有博物学色彩的活动。”他说，这些“天文博物学”活动积累了天文学知识，也促进了天文学的发展。

古人观察日、月、五大行星的位置及其变化，掌握它们的规律性，测定回归年的长度，从而确定四季，编制历法。除了这些一般意义上的天象观测活动，具有中国特色的是对那些异常天象的记录。

“在星占学家看来，太阳每天东升西落，这没有什么星占学意义，但如果遇到日食、月食，或者天空中出现了一颗彗星，这就非同小可了。”江晓原提到，中国古代占星学有“常则不占，变则占”的原则，因此，一些规律无法掌握或者不常出现的天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就有了大量的观测记录，它比早期西方天文学的资料更为丰富。

比如，我国对哈雷彗星的观测记录是目前世界上最为久远和详尽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秦始皇七年也就是公元前240年，中国人就有关于彗星的记录。从那时起到1986年，哈雷彗星共回归了30次，我国史籍和地方志中都有记录。

此外，我国还有不少对太阳黑子的记录。如公元前约140年成书的《淮南子》中说：“日中有踆乌。”公元前165年的一次记载中说：“日中有王字。”战国时期的一次记录描述为“日中有立人之像。”从公元前28年到明代末年的1600多年当中，我国共有100多次详实可靠的太阳黑子记录，这些记录不仅有确切日期，而且对黑子的形状、大小、位置乃至分裂、变化等，也都有详细的描述。

对天文学研究的许多方面而言，年代久远的观测记录是非常可贵的。因为天文学研究的对象的变化在时间尺度上是巨大的，现代天文学的出现和形成不过数百年，所以，必须求助于古代的观测记录。

江晓原举了一个例子，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爆发记录对当代天体物理学研究的影响。

20世纪上半叶，金牛座蟹状星云被证是公元1054年超新星爆发的遗迹，后来又被发现那是一个很强的射电源。此后，天文学家又在其他超新星遗迹中发现了射电源。这些发现让他们开始设想，超新星爆发可能会形成射电源。然而，超新星爆发是极为罕见的天象，要验证假设，只能依靠历史记载。

1955年，中国天文学家、后来的中科院院士席泽宗考定了从殷代到公元1700年间的90次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的历史记录，发了《古新星新表》。10年后，又发表《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记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当时，这两篇学术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些历史记录为射电天文学的一些重要发现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历史佐证。

可即便如此，在江晓原看来，古代天学对现代科学的意义，已经变得非常有限了。上述例子确实可以算辉煌，但基本上属于可遇不可求之事，并不是普遍现象。

在天体物理学兴起之前，全世界所有的天文学都可以称之为方位天文学，也就是现在天体测量学的一个分支，它主要研究和测定各类天体的位置、自行和视差。到了万有引力出现之后，欧洲的天体力学成了天文学的主流，它主要应用力学规律来研究天体的运动。但当天体物理学成为现代天文学的主流研究方向后，天文学家就纷纷用物理学的技术、方法和理论来进一步探究天体的形态、结构、物理条件、化学组成、演化规律了。

因此，江晓原的观点是，对中国古代天学的价值，既不能过分贬低，认为只是迷信，也不必过分夸大它对现代天文学的意义。

《易·系辞上》说：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

天学和地学是中国古代最基础的两大自然知识系统。然而，较于前者，地学的内容更为丰富，包括了地理、地质、气象、物候、动物、植物、矿物等等。

当人类进入农耕时代，必须了解居住区的地形、水文、气候，以及它们与栽培植物的关系等知识，然后才能确定定居地点与栽培植物的驯化、种植。因此，地理知识的萌芽是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也是随着社会的进化而不断发展的。

中国古代地学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诗歌总集《诗经》中，已经包括了很多地理知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流水地貌、土壤、植被等方面的知识。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王守春说，真正意义上最早的地学著作是出自《尚书》中的一篇《禹贡》，它反映了区域地理的概念。《禹贡》把国土划分为九个州，分别叙述了各州内的山川、湖泊、土壤、物产。它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区域政治地理的管理。

除此之外，《山海经》中的《山经》也是一部非常古老的地理作品。它是以晋西南和豫西为中心，以东西南北四个方位配合区划，记述了古代中国境内的五大区26列山岳内容是以这些山列为纲，在每一山岳下附记河流、地形、动物、植物等。当时人们已有“山脉”和“水系”的概念。《山经》还提到了大量的矿产资源，比如玉石、金、银、铜、铁、锡等。

“但总体而言，先秦时期不论《禹贡》还是《山经》，内容都比较简略，还存在许多不可靠的地方。”王守春表示，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尤其是进入两汉时期，国家空前统一，古代地理学有了新的发展。

由于张骞出使西域，了解了各国的相互地理位置、生活方式、自然地理状况，人们对于西北地区的地理认识大大加深。

司马迁经过20年的游历生活，他把对有关地理内容的研究写入了《史记》。人们可以从他对各地不同自然特点的描述中，读出地域差异的思想。

到北魏时期，出现了一部宏大的地理著作，影响深远，那就是郦道元的《水经注》。

据王守春介绍，《水经注》一书计40卷、30多万字，它记述了1200多条河流的发源、流经、汇入情况和河流的水文、变迁等情况，以及大量地貌、植被、土壤、物产、人口、交通、风俗、政区沿革、历史掌故等方面的内容，《水经注》还是首次提到石油这种矿产的古代文献。因此，它不仅仅是对水的记录，而是几乎涉及了当时社会及地理知识的各个方面，是一部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历史沿革地理等内容的综合性地理著作。

唐代玄奘西行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他的著作《大唐西域记》使得人们对印度等地的地理认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深入、详尽。

沈括是宋代著名的博物学家，在地理学史上也是一位十分重要的学者。他基于对许多自然地理现象的观察，提出了诸多地理思想，包括流水侵蚀、海陆变迁与华北平原成因、古环境变迁、植物地理分布的制约因素等。

在唐宋时期，大量地志（包括地理志、地方志）的出现，是地学发展的一个时点。地志是中央掌握地情资料的重要手段，尽管它的出现时间很早，但直到那时人们才逐渐确立了它的写作规范。比如《元和郡县图志》，它对全国10个道47个节镇的政区沿革、户口变动、山脉走向、水稻经流、湖泊分布，以及矿产、手工业特产、药材等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到了明清时期，地方志的编修达到鼎盛。

到了明代，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著名的地理学家徐霞客。他用33年的时间，踏遍了名山大川，总计10万余里路程。他用日记形式记下的地理、水文、地质、植物、人文见闻，著作《徐霞客游记》。他晚年对我国西南地区喀斯特地貌的观察、研究，成为了地学史上特别的贡献。

王守春特别提到，进入清代后，文献校文献的整理、校注古代典籍的乾嘉“考据”学风盛行，这时的地理学研究也出现了校勘、注释、整理、补作古代地理著作的高潮。最突出的，就是对《禹贡》《山海经》《水经注》以及历代“正史”《地理志》的校勘、注释。

在他看来，中国古代地学博物学大多具有百科全书式的综合性的内容，而且它们非常强调实用性，是直接服务于人类生活的知识。此外，除了典型的博物学著作，在一些人文典籍中也透出古人的地学思想，尤其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以及进行生态保护的这张。

比如，《礼记·月令》根据保护生物资源及生产的需要，提出了每一季以及每个月的具体规定，比如春天不能用雌鸟或兽祭祀、不能砍树、不能杀怀孕的母兽以及幼虫、幼兽等。

不过，最早把环境保护形成法律条文的，是秦朝的《田律》。《田律》中明文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麇卵谷，毋毒鱼鳖，置井罔，到七月而纵之”。它几乎包括了生物资源保护的所有方面。

就传统农学文献体系而言，中国传留至今的农书有400多种，数量大、种类多，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按照其内容范围及编撰体裁可将其分为九大类型：综合性农书、农家月令书、通书型农书、天时、耕作及农田水利专著、果蔬花卉竹木茶专谱、蚕桑书、畜牧兽医书、野菜专书、治蝗书等。

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农学将农林牧副渔等各种生产知识兼容并包，又条分缕析，且专业性农书形形色色，博物意味明显。其中各种专谱的数量尤其庞大，它们着重描述各种园艺作物的品名、性状并加以品评，栽培技术内容则退居其次。另外，这些农学文献的研究方法，均注重资料采集及分类整理，长于综合而缺乏分析，属于史志范式，这一点也与博物学很相似。

从传统农学经典著作的内容结构看，贾思勰《齐民要术》全书正文十卷，展现出传统农业各个门类及层次的有机联系、体系完善、包容性强，具有明显的博物学意义。卷一种谷篇和卷二、卷三先记粮食作物，再记蔬菜；第四卷、第五卷记各种果树、林木及染料作物；第六卷记各种畜禽和鱼类饲养；第七、八、九卷讲述酿造及食品加工等。卷十是“五谷果蓏菜茹非中国物产者”，记述百余种南方热带亚热带植物，以及六十多种野生可食植物。另外，该书体例由解题、正文和引述三部分组成，首先是解题，包括对该篇所述作物名称的解释及形态、性状描述等，其中记载的作物品种，仅粟就有97个。其他重要农书如王祯《农书》《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均传承了《要术》的内容体系，博物学文化特征不言而喻。

传统农学思想包含博物理念。战国时代的《吕氏春秋》就明确提出：“夫稼，生之者天也，养之者地也，为之者人也。”意思是种庄稼要依靠天时、地利和人力三种要素相互配合，缺一不可。这种“三才”学说，成为中国几千年传统农学的基本指导思想。

从博物的角度看，天即天时，包括雨雪风霜、寒热早晚等各种天气现象，地即地利，包括地形地势、水土及动植物等，人即人力，为能动性因素。要搞好农业生产，人们必须去关注这些自然要素，把握其内在联系，积累相关的自然知识，即博物与农学密不可分。到了明清时期，农学家又在“三才”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知物性之宜”的见解，要求人们注意对各种农作物自身特性的观察和认识，以提高天地自然等其他因素作用的成效，获得更好收成。与此相关，黄省曾《稻品》、王象晋《群芳谱》、朱橚《救荒本草》、陈淏子《花镜》、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等一批农作物及植物性状研究著作的相继出现，这则是传统农学对博物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大量的具体农业技术，同样体现出博物文化的影响。古代农业与大自然的关系关系尤其密切，先民由此积累了丰富的自然知识：“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仰观天象、俯察物候，曾是古人掌握农时的一种基本手段。先秦文献所见之獭祭鱼，候雁北，玄鸟至，桃始华，苦菜秀，斯螽动股，莎鸡振羽，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萚等描写，都是博物知识与农耕活动紧密联系的例证。至于后来在农业生活中逐步完善的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更是把相关博物文化发挥到了极致。

《齐民要术·种谷》：“凡谷，成熟有早晚，苗秆有高下，收实有多少……地势有良薄，山泽有异宜。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文中在细致观察和描绘谷子性状及生态的基础上，指出农业要顺应天时地利，否则就会劳而无获，这同样是中国博物文化在农学方面的体现。还有，古人在长期的农耕活动中，掌握了许多有关动植物形态、性状方面的知识，并不断探索各种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博物学视野下的观察与认识成果，对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诗经·小雅》：“螟蛉有子，蜾蠃负之”，即细腰蜂以螟蛉之子来喂养其幼虫，二者形成寄生关系，这样就为农业生物防治提供了依据。其他如利用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青蛙治虫、养鸭治蝗、鸟类捕虫等农业生态技术，也是博物文化的结晶。

总之，中国文化即以博物见长，古代农学在博物的意义上发展自己的实践传统，从而形成了内容丰富且特色鲜明的思想观念与技术经验。也正因为传统农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博物文化特征，它才能在现代生态农业及有机农业建设中，显现出其固有的光芒及借鉴价值。在博物文化影响下，历代农书、方志、谱录等文献所记载的大量农作物种类及具有农业生物潜质的动植物，不仅是宝贵的农业种质资源，而且包含着重要的生物多样性观念。这对于当今实行农业综合经营及轮作复种，保护农业生态，发展休闲农业具有重要作用。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惠富平）

中国古代医药学是传统自然知识中自成一体，最有中国特色的部分，它的应用一直延续至今。

中医以中国古代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来说明人体的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阐明其间的关系，并将生理、病理、诊断、用药、治疗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整体的观念和独特的理论，作为医药学的基础。

它所包含的内容有，以脏腑、经络、气血、津液为基础的病因、病理、病症；以望、闻、问、切“四诊”进行诊断，以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八纲”进行归纳治疗的一整套临床诊断和辨证施治的治疗方法；还有以寒、热、温、凉“四气”和酸、甘、苦、辛、咸“五味”来概括药物性能的药物学等等。

汉代的《黄帝内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重要的医学文献，它提出了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等理论基础。《难经》的内容更为丰富，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理、营卫、俞穴、针刺等，同时也列述了一些病证。而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分成《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部书）是中国第一部临床医学专著，尤其是为中医临床的辨症施治奠定了基础。

直到隋朝太医巢元方编著的《诸病源候论》问世，它记载了1700种疾病，分析了每种疾病的病因、病理、证候等，它对中医极具特色的“病源学”和“证候学”进行了精细、准确的分类与描述。至此，中医理论才得以真正完善。

除此之外，中医药学受博物学思想的影响深远，在药物形态性状、生境产地、命名、采收时间、性能主治等很多方面都涉及到博物学的内容。在中国传统医学中，药物使用最广泛的是植物，因此，中医药学又称为本草学。

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全书共计收录了365种药物，同时还有意识地对所收药物依据药物的性能、功效进行了分门别类的工作。这本书奠定了药物学的理论构架。到了北宋唐慎微编著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记载的药物已超1700种，涉及的内容包括药性、主治、产地、采集、炮炙、辨析、附方等。

明朝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是当时世界上内容最丰富、考订最翔实的药学博物学著作，代表中国传统药学的最高成就。它收载药物1892 种，分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16部。李时珍不仅考证了过去本草学中的若干错误，综合了大量资料，提出了药物分类方法，还有丰富的临床实践。

在北大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看来，《本草纲目》的背后反映了中国传统药学所展示的医学模式——采药、种药、制药、用药就是典型的博物学路径，它告诉了我们本草与自然、医家与自然是如何对话的。

他说，最早一群不屈不挠的采药人，他们风餐露宿，“一日遇七十毒”也不退却，终于尝遍百草，留下了本草观察、体验记录，开启了观药识形，尝药知性的研究路径。

然后，医家文人将野生药物移植到自家园圃之中，不仅驯化了一批野生药物，而且将种药与读书结合起来。“他们完成了观药、尝药到品药、格（物）药、悟药、咏药的文人化转化与升华。将自然化与审美化、心灵化结合起来，迈向‘物与神游’的美学境界。”

他还提到，在古代，药师大多是自己动手制药的。他们摸索减毒增效的秘诀和临床用药的极限剂量，尤其是有毒药物的适宜剂量和组合禁忌，以及饮片的观感、真伪辨识、安全储存，比如防霉防蛀技巧等。

古代医药不分家，药师临证、医师弄药、用药察效是构成古代经验药学的主要途径。如果说药物的毒性是神农尝出来的，那么药物的效用就是医师、药师们千百年的临床探索出来的。王一方说，在名家医案里，有他们诉说自己用药过程中的细微体验。“他们对于煎药‘料理’大都十分讲究，比如要选何种药引子，文火、武火，某味药先下，某味药另包调服，某时刻去上沫，是否需要‘啜热粥’以助药力，还有严格的食物禁忌与食疗配合。《药论》还不时修正传统理论归纳的偏差，记录药物的新奇用法和意外疗效。”

（本组稿件除署名外由本报记者胡珉琦撰写）

（郭刚制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