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主任董强当选为法国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综合学科”类终身通讯院士。作为200多年来首位进入道德与政治科学院的华人和最年轻的通讯院士，董强曾旅法12年，长期从事翻译工作，是我国著名翻译家和中法文化交流的桥梁人物。

那么，他对我国高校在翻译人才培养和人文社科教育方面有着怎样的认识？西方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为此，《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董强。

培养翻译人才要有跨界思维

《中国科学报》：您是我国著名翻译家，还担任“傅雷翻译出版奖”组委会主席一职，那您觉得我国当前高校在翻译人才的培养方面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何在？

董强：翻译家不是一个职业，总是依附在别的上面。比如傅雷，他本身是作家、评论家，写了《傅雷家书》。翻译是他所有行为中的一部分，可以说是体现他价值最好的一部分。但他整个人的知识体系并不是建立在翻译上的。在研究的过程中，他觉得是一本书好才翻译过来，这与专业知识相关。

翻译往往是由此带动的。

国外有专门的翻译学校，但是那些学校并没有涌现出一个大翻译家。他们只是把语言当成了工具，所学的都是一些实用的翻译知识，进行各种口译、同声传译等，各种会议、商谈他们都能翻译，但是并没有一个人会给你翻译一本书。

所以，翻译就难在这儿。我国高校也如此，它是大的体制问题造就的结果。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解决翻译人才培养的关键问题应该是什么？

董强：我觉得，培养翻译人才要加强人文教育，要跨界，需要外语人才与人文教育的结合。

当年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曾受到了很好的基础教育。比如，中文系、哲学系和历史系的客户才能，我们都可以去听。作为北大的那种人文气质，我们随时都能够享受到。

如今，要解决高校翻译人才的培养问题，就需要适当淡化专业化概念。如果学法语，就纯粹把它当作一种语言；或者学历史，就纯粹研究中国历史，这是远远不够的。再比如，现在过于强调国学，这也是很不好的，因为中国文化本来就受到印度和西方的影响，这是最基本的道理。

所以，要培养翻译人才，一定要带有开放式的、跨界的思维。

人文社科“功夫在诗外”

《中国科学报》：既然您觉得培养翻译人才需要加强人文教育，那么您觉得目前人文教育有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董强：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成立之初，还没有“人文社科”这个词。现在法兰西学院保持传统，一直没有改变名字。但是看里面的分类，包括历史、哲学、经济等，其实就是人文社科。

我在法国十多年，确实学到了人文社科知识。中国有句话叫“功夫在诗外”，是说一定要注重诗外的功夫。人文社科也是如此。

人文社科要有大的格局，一定要超出自己简单的专业知识。而且眼光越大，兴趣越广泛，了解的知识越多，越容易突破。越是在跨界的情况下，就越能够在人文社科方面出成果。

比如我的导师米兰·昆德拉，他为什么能够提出独一无二的小说理论？就是因为他将音乐和小说联系在了一起。在他之前，也曾有人做过类似的尝试，但是像他这样全方位地把音乐和文学创作从历史角度、结构角度、内容角度等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他一人。因此他跨界了，写出了《小说的艺术》。这是20世纪最著名的论著之一。

这也是我提倡多花些时间在艺术上的原因。我个人花在艺术上的时间甚至超过了在文学上的时间。我一直创作书法，因为书法是中国精髓性的东西，它既是传统艺术，又是文字，同时也是图像，还很现代。书法带给我很多灵感和启发，现在我的很多创作欲望也是来自书法。

学法语之后，我并没有把书法丢掉，甚至还举办过书法展。书法成了我交朋友的一个重要途径，很多艺术家看到我的书法后会想跟我交朋友。书法给我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也为我打开了很多渠道和领域。

我研究中法这么多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很多领域是相通的。而且越打通更多的领域，达到的成就就越高，走得也就更远。

总之，人文社科需要大的格局，从大处着眼，然后从各个细小的地方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这就需要跨界，需要各方面的知识。

人文社科教育需要世界视野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看待我国高等教育中人文社科方面的现状？

董强：中国在人文社科方面的研究具有非常大的潜力，因为我们的文史哲是整个传统文化的核心。只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延续中间出现了“断层”。

现代人文社科的奠基者都是西方人，读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绝大部分的经典著作都是西方人写的。在这种情况下，比较难做到的就是到底该如何面对西方在人文社科方面的位置。现在，我们有过度的国学化、自我民族化的趋势，这也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中人文社科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认为，现代人文社科要想再丰富，或者说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首先就要解决态度问题，就是我们怎么面对西方在整个人文社科里的位置。否则，我们很可能每说一句话都要想一想，里面有多少成分是外国的，有多少成分是中国的，这样的话，学问就没法做了。

要把人文社科看成是整个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经验是世界经验的一部分。世界经验可以解释中国经验，同时，中国经验也可以解释世界经验。只有这样，人文社科才可以上升到新的高度。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与西方的专家学者们交流。

如果我们过于强调自己的东西，或者只讲中国经验、中国故事，就会很难。不存在纯粹的中国故事，我们一定要参照一下西方。

《中国科学报》：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属于法兰西五大学院之一。您如何看待中外人文社科的差距？西方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董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文社科曾经一度非常辉煌。但是现在，它在全世界都遭遇到了危机，法国人文社科也不例外。不过，它是法国比较成熟的学科，各个领域已经出了无数的杰出人才，它肯定还可以继续走下去。

如果说有什么值得借鉴的，那就是加强基础教育。人文社科需要比较全面的基础教育。就是在本科的时候，尽可能让学生接触学科领域内的经典著作，扎扎实实地了解这个学科是怎么来的，然后掌握这些知识。只有这样，才能游刃有余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我坚持中西要合璧，融合得越好，教出来的学生质量就会越高。因为世界需要参照，人文社科需要参照，不能纯粹地就事论事。

我们要鼓励学生多学一门外语，多接触一些经典的著作，并带到国内。德国有德国学派，法国有法国学派，美国有美国学派，这就已经是三门语言了。如果每个语言都会，在这种参照下，再把我们中国经验放进去，那就不一样了，就不再是纯粹的自说自话了。

人文社科教育需要世界视野，这非常重要。我们的实践和经验，在整个世界的参照之下才能体现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