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曾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后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杜维明先生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被称为国际汉学界和当代新儒家的代表。
毫无疑问，现在大学是以追求知识为主的。但是，所有的大学，除了追求知识、科学、研究之外，还要追求人文精神。甚至有人认为，真正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相辅相成的。一个科学家不可能在从事纯粹科学研究的时候不受到人文精神的鼓舞。
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非常重视科学乃至技术的发展，在人文学方面也不遗余力。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政治学、语言学，加州理工的历史学，都在美国有很大的影响。否则，一个综合性、研究型的大学如果没有人文精神，没有人文学，只有农学、医学、工学等自然科学，这个大学从国际的视野来看，可能就成为一个科技培训的基地，很难说是一个综合性的一流大学。
一流大学的评判标准
什么是一流大学？大家都很关注，我想至少可以用两种标准来评判。一种是大家都熟悉的标准，就是量化标准。另外一种是“影响”，这个“影响”是没法量化的。不管是工科、医科、管理学、农科，它的知识生产都可以用相对客观的标准来排名。排名的顺序大家也没有什么争议。
世界上有很多很有名的大学，它的排名大概就在10名之内，变化也在10名之内。进入10名之列的，都不是一日两日能够成就的。进入十强之一，是非常庆幸的，也就成为现在学校的标准了。
“影响”的标准，很多人不注重，但是我认为很重要。例如马来亚大学对于马来西亚，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对于日本，汉城大学、高丽大学对于韩国，新加坡国立大学对于新加坡，这些大学对于本国的影响力，远远比美国常青藤所有大学加起来对美国的影响力都要大，但是它不能量化。我们从中了解到，这些大学毫无疑问文科的力量非常强。它在所在社会的影响力是不可动摇的。人们一想到这个国家，就想起了这个学校。但是讲到美国，不会马上想到哈佛、耶鲁。
另外，还有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这所大学的历史是否悠久，对这所大学的影响力也有很大的关系。胡适之参加哈佛300年纪念会，那是1936年。他是北京大学的代表，排名是572。他排了好长时间才进入会场。可是他说：我们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是和汉学联系起来。汉学最早是在汉代，公元前124年。所以说，学校历史是否悠久，和它在世界的地位也是相关的。
真正突出大学精神的是文科
现在学科分类非常复杂，综合性大学并不是表明在各个领域都很好。比如，哈佛的法律学很好，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就是没有办法和耶鲁法学院相比，耶鲁一定是第一。哈佛的医学院很好，但它的历史比较差，伯克利的历史一直排第一。所以，我们要考虑如何把自己强的项目往前推进。我相信浙大也有相对强的项目。一所大学，并不是各个领域都要好。
人文学，是对人的智慧自我认识、自我了解最贴切、最直接的学问。文学、哲学、历史、心理学、法学等，都是在塑造大学灵魂的背景下，不可或缺的，应该和理、工、农、医配合起来。一个大学只突出理、工、农、医，但人文水准不强，就很难成为真正的一流大学。
一般有这样一个偏见：我们要找一个人文学者很简单，但要找一个从事实验科学的学者很难。因为我们要为后者建立实验室等，资金量非常大。其实，要找一个真正研究人文的学者，也要为他创造一个极其宽松的空间。他的办公室就是他的教研室，他的教研室就摆放着他的图书，可以让他的学生在他的教研室研究。另外，还要为他配置像样的图书设备——有些图书非常昂贵，还要为他与其他领域的互动关系的建立创造条件。
我们要为人文学创造今天大家都在说的软实力，意思就是说，他要通过对话、通过讨论，才能发光。如果没有喝茶的地方，没有咖啡厅，没有大家聚在一起进行讨论的场地，那肯定不行。
大学要发展自己的文科，一定要突出它的地方特色。理工类学科从一所大学换到另一所大学，还是一样，还可以作同样的研究。当然，自然科学也要有特色。但是真正突出大学整体精神的多半是文科。对文科，有这样一个观点，我叫它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就是每一个大学有它的特色，但这个特色又不是完全局限在这个大学之中。这种研究的个体越多，这个大学的影响力就越大。
大学发展与综合国力有关
从整个大学的发展来看，它和国家的综合国力是有密切关系的。大学的兴起也有时间段。19世纪像样的大学都在德国，像柏林大学、汉堡大学、海德堡大学等；美国大学最初成为研究型的只有两个，芝加哥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开始建立研究院。21世纪，10年、20年以后，美国大学是否会一直非常强势，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呢？
在现阶段，我很坦白地说，我所了解的中国的大学，要想在10年赶上美国大学，都很难。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学术氛围和学术风气。学风一定要互相鼓励，但我们现在“内耗”很重。我到国内来访问，和一些大学教师交流，问他们：你最佩服的教授是谁？他们肯定回答是自己的导师。那导师之外呢？是导师的导师。我问一些导师：不管是在哪个大学，你同辈中有没有你佩服的，应该向他学习的？几乎没有人佩服其他同行，甚至还讲人家的坏话。这个风气是不行的。
另外，我们碰到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创造财富不可或缺的机制，但是当市场经济渗透到每一个领域，使社会变成一个市场社会，除了企业，其他的创造力都很难发挥，学术界的创造力更难发挥。我们先要把浮躁去除掉。
大学要面向未来
我们现在再讨论一个问题：大学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办大学？从学生、老师、学校，一直到社会，我们多半有这样一个观点：大学是为社会服务的。如果不为社会服务，大学的价值就被抹杀了。我对英美一些著名高校的看法作了一些总结：大学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培养人才。要让各种不同类型的年轻人加强他们自我反思的能力、扩大他们的知识，能够使他们向智慧追求；要很明确地分开信息和数据，数据就是知识，知识就是智慧；要培养他们听的能力，要发展他们能够对话、能够辩论、能够讨论的兴趣和能力，要让他们有想象力；要让他们发展一些内在的价值。
大学也确实是要为社会服务的，但要了解：大学为社会服务与其他各种单位为社会服务的不同点。一般呢，社会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大学还有一个目的是为社会创造应该有但现在没有的东西。如果大学只是消极的，社会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这种服务是有限的。大学应该寻找社会需要的，不管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为社会创造。
大学确实应该成为文化、精神、传统的承继者。例如图书馆，这就是精神文明的积累。大学一定是文化的传承者，如果大学对于文化的传承掉以轻心，那么这个大学就没有好的教授，这个大学是失职的。有些大学是面向全世界的，不只是他自己的。一个大学是人类社会的结晶，它是一种社会的承诺，不是一个商业行为，也不是靠校友。
大学要面向未来。在社会中，大学当然是要长远考虑的。一种机制是校长的任期是无限的。只要校长愿意做，董事会认为他可以做下去，他就可以一直做下去，没有多少年一次的签约。比如哈佛的校长，最短的做了5年，是因为学校文科的教授联合起来反对他，因为他只懂量化，只懂经济。在此之前，最短的10到12年，有一位校长做了40年。一个领导的任期要长，他就有视野。当初选他当校长的时候，表示他不仅是一个极好的行政人员，还有视野。
大学的发展要考虑长远，要考虑100年以上，到21世纪结束的时候，希望成为什么样的大学。现在人类碰到了以前从来没有碰到的大问题，就是人类存活问题。哪些地方来考虑这些问题呢？像现在关于气候变化的问题，大半是大学在讨论，不是民间组织，因为它的时间不够长。
大学要有培养人才、社会服务、传承文化的责任，要面向未来，还要有批判的能力。这个批判是负责的批判。现在网络上的批判是不负责任的批判，而大学的批判不仅是批判政治，还要批判社会，批判文化，批判媒体，要建立一种批判的精神。
大学应当培养公共知识分子
大学应当是培养公共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场所。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非常低，只要是关切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的，中国任何一所大学的大学生都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当然候选人。可是现在大学教授拒绝做公共知识分子，他们除了自己专业领域的东西，对非科学领域都不关注。现在在中国，大学教授专业性越来越强，压力太大，这是不健康的。大学多个学科之间的交流、学生之间的沟通、学生和教师之间的沟通、教授和行政单位人员的沟通都非常重要。
一所大学，要有一批学生，能够把大学的理念公诸于世，让社会了解为什么要办大学。大学到底要扮演什么角色。现在人文被边缘化，值得我们忧虑。
为什么说大学生要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因为21世纪的领袖，是精英中的精英，必须具备的条件，除了经济资本，还要注重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完全无法量化。我们一到法兰克福大学，很短几天时间，就了解到这个大学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在这所大学中间有各种不同领域的交流。没有交流、没有对话、没有讨论，就没有社会资本。
我认为，如果一个大学要有进一步发展，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要关注人文学。大学的灵魂，或是大学的精神，人文学的塑造，都是不可或缺的。
（本文根据杜维明教授2010年6月21日在浙江大学求是大讲坛上的演讲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有删改。高楚清 刘畅 整理）
《科学时报》 (2010-7-27 B4 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