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从事医药科学报道的德国记者辛纳克（Hinnerk）发现，事情正在起变化。

“过去，科学家不喜欢跟公众对话，他们甚至不喜欢看到别的科学家过于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上，但现在不同了。”辛纳克说。

当下，迫于经费申请和成果转化等压力，德国科学家开始注重与公众交流。这样的变化为科普提供了机会。

与之配套，德国出现了不少机构，为有意愿做科普的科学家提供了“总有一款适合你”的各类科普平台。

平台一：科学家培训科学家

“没有人愿意在吃早餐的时候读一份科学论文，但是他们可能会愿意看电视或读报纸。”莱布尼茨联合会的研究人员荣格·埃尔贝克（Jörg Ehlbeck）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这是不少德国科学家最现实的想法：“如果我们的知名度高了，我们寻找合作的成功率也就高了。政府在分配经费时，或多或少会受科研领域和科研机构的社会知名度的影响。”

相较于已有稳定经费支持的年长科学家，“年轻科学家们会更注重公众参与度，或许他们知道，出去接触公众是自我市场化和提升知名度的一种方法，而这有助于获得基金。”一位长期与科学家打交道的德国记者说。

托比亚斯·迈尔（Tobias Maier）就是这样的年轻科学家之一。迈尔是位生物化学家，有着10多年科研生涯。在从事科研工作期间，他十分热衷于写科普博客。

正因如此，如今，迈尔成为了国家科学传播研究所（Nawik）的一名兼职“教练”。他的学生，正是那些年轻的科学家们。

“我们希望让更多科学家学会更好地与公众或媒体对话。我们相信科学家可以用更加易于被理解的方式传播他们的科学目标、方法、问题和成果。”迈尔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2012年10月，德国国家科学传播研究所与大学合作，正式开课。“我们和不同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合作，为他们的科学家讲课。”迈尔说，除了授课之外，为了让科学家更好地与公众交流，国家科学传播研究所还为科学家们设计了一系列研讨会，“我们会开展写作研讨会、社交媒体研讨会等等。”

“科学，应该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语言，需要科学家们的共同努力。”迈尔说。

平台二：借助第三方“小喇叭”

今年4月，德国的科学媒介中心（SMC）正式在莱茵河畔的城市——科隆成立。该机构的目标是，成为联系媒体与科学家的第三方平台。

“如果记者调研的事件恰好在您的专业领域，我们的编辑可能会与您联系。”科学媒介中心官网的“专家页”上如是写到。

该中心总编福尔克尔·施多劳茨（Volker Stollorz）是个做事雷厉风行的人。关于如何让最合适的科学家点评最热点的话题，施多劳茨想了很多：“我们要的是‘真正的’科学家。”

在说到“真正的”时，施多劳茨加重了语调，“我们要让‘真正的’科学家而非伪科学家评判当下究竟发生了什么。”

目前，该中心的启动经费主要来自克劳斯·茨奇拉基金会，同时也从德国科学记者协会获得经费，除此之外，其他的资助方还来自科学界、媒体界、企业、社会组织等机构和个人。

“但是我们不允许资助方影响我们对主题和专家的选择。来自每家资助方的经费最多不能超过总经费的5%。”施多劳茨说。

这样的独立性也使SMC很快获得了来自科学家的理解和支持。半年里，有超过500位科学家从内容上对德国科学媒介中心给予支持，其中一半的专家与机构签订合作合同，义务接受来自科学媒介中心的采访。

“未来，我们还要拓展我们的专家库，让更多科学家参与到更广泛的话题之中。”施多劳茨说。

平台三：弃“研”从“普”大转身

每个工作日，家住卡尔斯鲁厄的辛纳克，都会在早晨8点搭上前往斯图加特的火车。在斯图加特，他受雇于一家医学类媒体，从事医药研究领域科研进展与争议性话题。

不过，辛纳克实际上是科研人员出身。当被问起“为什么会成为记者”，他露出了腼腆的笑容：“我喜欢每天接触不同的话题。”

在德国，有意愿成为专业科普人的科研人员不在少数，由此也催生出一些专门为“转型”服务的平台，“青年科学家辅导计划”项目就是其中之一。

从2004年起，“青年科学家辅导计划”致力于帮助有志于从事科学传播事业却又缺少媒体经验的科研人员。主修生物学的比吉特·戚勒博士（Dr. Birgit Ziller）就曾是这个计划的一名学员。

在研期间，戚勒对专业外的内容抱有浓厚的兴趣。为了从科研人员转行成为专业的科学传播者，2008年戚勒参加了“青年科学家辅导计划”，并获得了去黑森广播二套和《星期日法兰克福汇报》实习的机会。

该项目的负责人法兰克·佐塔（Franco Zotta）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这一项目从2004年持续至2011年，选拔和资助那些有志于转行做记者的科研人员，并为他们提供为期9个月的媒体实习机会。

“我们的50多位年轻科研人员中，已经有三四十名成功转型为科学传播者。”佐塔说。

如今，戚勒已经成为慕尼黑纳米研究中心（NIM）的一名管理人员，负责为该中心创办的新闻杂志撰写稿件，并组织公众科普活动。

“科学传播可以让你深入了解各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因此工作的灵活性比较大。”戚勒说。

在项目总结中，戚勒写到：“在这样的平台上，我遇到了和我志同道合的人，我们都希望能够在‘科学’与‘大众’的两个世界里交流。”